我不知道自己的记忆力是好还是不好——说好吧，有些过往的事只记个“葫芦半片”；说不好吧，有些事历久弥新。比如多年前长春市图书馆（以下简称“市图”），它的那对红色的大门，在我的记忆里就非常清晰。
大概是今年上半年吧，市图搞了一次征文活动，我曾想从对它当年那对红大门的记忆来写和它的“渊源”。但因为其他事务繁忙，就疏忽了此事。后来再看到相关消息时，是征文比赛圆满结束（在那之后我已决定一般情况下不再参与征文类活动，所以可能无法为市图写市图了，这对我而言也是憾事一桩）。
近日，有微信好友发来一段短视频，介绍了长春几座消失的老建筑，其中就有曾经的市图所在地，视频中说那座建筑更早的名称是大佛寺。
图书馆应该是一座现代化城市的标配，至于有多少座图书馆或按人口比例或按建筑面积或按藏书数量如何安排，那是另外的问题。
我虽然一出生时就在长春市，但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却是一点点“进化”的，比如对图书馆，是直到20多岁才见到——至于以前是否听说过，则毫无印象。
首次见到的图书馆是吉林省图书馆（下称“省图”），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我已经从一名“知青”变身为一名“青工”，而我妈则成为一名退休者。
过春节的时候，我妈让我替她去一位我称为王姨的朋友家拜年。那时我们国家是自行车大国，我去王姨家就是骑自行车去的。
当时我家住在铁北，而王姨家住在新民广场西侧的工农大路附近。从王姨家回来的时候，我从新民大街的路东侧经过（貌似是我首次走那条路），竟然发现省图就在路边，这真是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呀，比过年得个大红包还让我欣喜若狂呢。
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推广身份证制度，我唯一的身份证明是工会会员证，凭这个证可以进入省图的报刊阅览室以及普通阅览室。
70年代末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当时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仍然以政治性报刊为主。
那时我所在的企业，为我们班组订了两份报纸，比起省图阅览室全国各地的报刊，那可是小巫见大巫啊。所以虽然省图阅览室的报刊与现在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已经让我大开眼界。
顺便提一下，很多业余作者的作品变成铅字，一般是在报纸上，而我发的第一篇稿件，却是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上，之后才转移阵地为报纸写“豆腐块”。
不记得在知道省图之后多久，我又发现了市图的所在地——它当时位于人民大街（当时称为“斯大林大街”）和解放大路交会处的西北角。那时我只知它是一座旧式建筑，却不知它有做过寺庙的历史。
从地理位置上说，市图可比省图距我家近了好大一截路，于是后来我去省图的时候少了，去市图的次数相对多了些——那时我在工厂当工人，我们因工作量不同有时会实行倒班制，这样比每周只休一天的人平时会多一些白天的自由时间，而闲暇时我就会去逛逛图书馆。
在我发现市图的地点时，社会文化生活已经有了一定进展，市图的图书馆阅览室比我发现省图时有了很大进步，报刊杂志的种类大幅增加，我每次去也是自我感觉收获满满。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阅览室里报夹上的当月报纸是可以随意翻阅的，而刊物好像是分为“冷门”和“热门”的——“冷门”的放在架子上自行取阅，“热门”的需要凭证件到借阅处，读者要把摆在里面架子上的杂志名称（或是编号）指给工作人员。
除了上面所述，我对市图最深的印象就是它那两扇带有金色泡钉的红漆大门，因为在那之前，我貌似没在哪儿见过这么神气活现的大门。
那时候，高考虽然恢复了，但能进入大学或中专读书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求知欲强烈，于是一些文化单位举办的各类或长或短的讲座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我在去长春市工人文化宫（以下简称“文化宫”）听讲座时，发现那里也有阅览室，并且它有自己的特点：一是读者不多（或是知道的人不多，或是人们去文化宫主要是进行其他活动而不是阅读报刊杂志），二是报刊杂志都是开放式“明摆着”可以自行取阅，三是闭馆时间较晚（晚上文化宫的其他各种活动很多）。而这里距我家更近了一些，于是那一阶段此处也成为我常来常往的地方。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偶然在西安大路与同志街交会处的西北角（当时的吉林省博物馆附近）发现那里有个朝阳区图书馆。虽然此处距文化宫也没多远，但我到这里没有去文化宫方便，所以去的次数不是很多。它给我的印象是，处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更有城市的感觉。
我这人的联想能力比较差，不能举一反三，做事只凭“撞大运”，因为那之后我又在大经路距三马路的路口北侧不远处，“撞”到了南关区图书馆就在路西。这里距我家更近了一些，所以也成为我光顾的地点之一。
又过了不知多久，我在珠江路当时的红旗电影院斜对面（东二条附近）发现了宽城区图书馆（下称“宽图”），它隐藏在一座旧楼的某层里（似乎是二层吧）。虽然我不知道这座楼的年龄，但从它那一踏上就吱吱嘎嘎作响的木楼梯和看上去年深日久的木地板上，就可推断出这座楼是有历史的。
宽图距我家更近了，所以我又有了节省跑路时间的读杂志看报纸之地。当时的长春市只有四个区，分别是宽城、南关、朝阳、二道（曾用名“二道河子”）。那些年除了二道的图书馆因为距我家太远没去过，其他各个图书馆都曾有我留下的足迹（二道图书馆我在十几年前去过，已是新馆）。而90年代中期才设立的绿园区，因为距我家较远，我从没去过那里的图书馆。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形势的一步步好转，各个图书馆也都在更新换代。先说距我家最近的宽图，它在迁往新址前曾进行过公开招聘，我也曾去报名。但因为我当时的“身份”是工人，而应聘条件至少得是合同制干部，所以我的美梦落空。90年代初期，我终于成为一名合同制干部，并且工作地点就在宽图附近。只是那时工作繁忙，我反而很少有时间去图书馆了。
1992年，市图迁往位于同志街1956号的新址。我除了偶尔去听讲座，已经很少光顾这里。有一件趣事是，在本世纪初，市图的阅览证是分为几个级别的，级别不同，可进入的阅览室和可借阅的图书不同。我当时办了一个最高级别的证，可是在其有效期内只借过一本杂志，目的是复印上面的一幅漫画，用在我们单位的内刊上（也不知算不算盗版？）。而我办阅览证的那份投入，足够买很多本这种杂志。
省图在2014年迁入了新址，新馆在人民大街与南环城路交会处的西南角，据称它已踏入世界先进图书馆的行列。曾经以为这是远离市中心的位置，但2017年地铁1号线开通后，像我这样的无车族去省图也非常方便。而从多年前开始，我偶尔去省图的目的主要也就是听听讲座。
我曾在工厂工作了11年，那期间去各个图书馆至少有数百次。如果现在做个盘点，长处是，从所读过的报刊杂志中我获得了很多知识；短处是，我没有选择一个专业，所以对各种知识都是略知一二，属于样样通样样松的“万金油”类型。
有些人跑图书馆是冲着“纯文学”去的，而“纯文学”对我的吸引力不是很大——我是冲着报刊杂志去的。那些杂七杂八的知识充实了我，让我在给报纸写“豆腐块”时有了足够的书面语言。
那些年，我曾在长春市内几乎所有公开发行的报纸上都发过短文。凭着这些“豆腐块”，我在80年代末被一个区级机关借调去做了三年半的管理工作。后来感觉自己并不喜欢那种工作状态，于是在“公司热”中流向社会，90年代末又开始接触媒体。
新世纪到来时，媒体的数量已比以前增加了很多，我也凭着多年的文字积累，以40多岁的“高龄”正式进入媒体工作。因为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我在几个月后就被擢升为中层管理者。虽然由于能力所限，我多年“滞留”在同一岗位，但能基本上适应工作的需要，这与我曾经多年浸润于图书馆的阅览室不无关系。
在我成为媒体人之后，我们单位就有以报刊杂志为主的阅览室，虽然其数量远不及图书馆的阅览室，但也足够我“享用”的，所以就不用再去图书馆看报刊杂志了。而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很多知识在网上即可获知，实事求是地说，图书馆对我的作用已经减弱。但我相当于是吃各个图书馆“百家饭”长大的，这份“哺育”之恩，我永志不忘。
我小学和中学时代都受到过时代的影响，书本知识匮乏，又没上过正规大学。而图书馆为我充了电加了油，让我能“半路出家”，从事自己喜欢和可以胜任的工作，做到了爱好和工作相结合，虽然没能大富大贵，但也足以可慰平生所读过的文字，算是人生一大幸事，所以我从心里感激图书馆。（作者：陈明杰）
来源：中国吉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