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是由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人建立的，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女真族人最初以渔猎为生，接触中原文化之后迅速汉化，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获得发展。吉林地区最初属于金的咸平路，后来改由金的上京路会宁府管辖(《吉林市市区文物志》)。吉林地区出土过大量金代文物，其中出土的窖藏铜钱，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巨大，从中可以管窥金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独特面貌。
一
1949年和1956年，舒兰市虫王庙后道上地遗址先后出土了铜钱300余公斤，年号有“崇宁重宝”等多种。1980年，舒兰市黄鱼圈珠山遗址出土了一枚北宋仁宗时期的天圣元宝铜钱。1984年，舒兰市曹家遗址窖藏出土一罐铜钱，重15公斤，铜钱有唐“开元通宝”、北宋“景祐元宝”“元丰通宝”“祥符元宝”“圣宋元宝”“皇宋通宝”“嘉祐通宝”“庆历重宝”“宣和通宝”“熙宁元宝”“政和通宝”“咸平元宝”“绍圣元宝”和“大观通宝”(《舒兰县文物志》)。
蛟河市境内发现铜钱窖藏共10处，其中辽金时代的窖藏有5处，拉法窖藏出土的铜钱最多，总重量为350公斤，6万余枚。拉法窖藏出土的铜钱种类有汉代“五铢”、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北宋“太平通宝”“景德元宝”“熙宁重宝”。因为出土的铜钱包括金代铜钱“正隆元宝”，据此断定蛟河拉法窖藏是金代窖藏(《蛟河县志》)。
在桦甸市出土的文物中，最常见、数量最多的也是铜钱。桦甸市出土铜钱的地点有二十余处，出土的铜钱少则几十公斤，多则数百公斤。
金代“正隆元宝”
桦甸市磨盘山金代遗址出土的铜钱有123枚。出土时，铜钱装在一个灰色泥质鼓腹陶罐内。出土的铜钱有25种，绝大多数是北宋的铜钱，还有一些西汉、唐代和金代的铜钱。其中年代最早的是1枚西汉“五铢”铜钱，年代最晚的是1枚金代“正隆元宝”铜钱。出土的北宋铜钱种类繁多，有“宋元通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圣宋元宝”。这说明金代在海陵王完颜亮以前，东北地区通用的主要货币是北宋的铜钱(《桦甸县文物志》)。
1985年4月，在位于桦甸市桦郊乡罗圈沟村外的罗圈沟窖藏，发现各种铜钱一万两千余枚，多数是正隆三年(1158年)海陵王时期所铸的“正隆元宝”，还有1枚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的“大定通宝”。这些铜钱中，年代最早的是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半两”和“五铢”铜钱，年代最晚的是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以前铸造发行的“淳熙元宝”和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铸造发行的“大定通宝”。
据《金史》记载，“金初用辽宋旧钱”，但从出土的铜钱种类之多的情况看，不仅金代使用“辽宋旧钱”，中原历朝历代的铜钱在东北女真族人居住地区都是流通的。
除了罗圈沟窖藏之外，桦甸市的四道沟窖藏、苏密沟窖藏和橡胶厂窖藏，都是金代窖藏，都出土过大量铜钱。
汉代“五铢”铜钱
四道沟窖藏出土铜钱约150公斤，其中有1枚辽代铜钱为“乾统元宝”，为辽末天祚帝乾统(1101年—1110年)年间铸造。四道沟窖藏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铜钱是西汉“五铢”铜钱，年代最晚的是金代“大定通宝”。
苏密沟窖藏出土的铜钱约100公斤，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西汉“五铢”铜钱。在苏密沟窖藏出土的铜钱中，北宋的铜钱数量最多，占90%以上。出土的南宋铜钱，铸造时间都在淳熙七年(1180年)以前。苏密沟窖藏中发现的辽代铜钱种类比其他地方都多，有“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安元宝”，均为辽代道宗时期铸造发行的。出土的金代铜钱有“正隆元宝”和“大定通宝”，年代最晚的是“淳熙元宝”和“大定通宝”。
橡胶厂窖藏出土了150余公斤铜钱，包括“半两”2枚，“五铢”19枚，“剪轮五铢”6枚，王莽“货泉”3枚，唐代“开元通宝”5枚、“乾元重宝”8枚，南唐“唐国通宝”6枚，后周“周元通宝”2枚，北宋铜钱151枚，南宋“建炎通宝”5枚，金代“正隆元宝”4枚(《桦甸县文物志》)。
磐石市辽金时期遗址已经确定的有14个，分别是砖庙、南山、西马架、小屯、胜利屯、东石头河、八面佛、杜家屯、安乐屯、长条屯、大沟村、西孤顶子、八家子、白石砬子遗址。在磐石市还发现了多处辽金时期的古窑遗址和古城址，如砖庙古窑址、明城古城、富太古城、金家屯古城、下柳家古城、翻身屯古城、后虎嘴子山城、炮台山山城。在这些遗址中，东石头河遗址在1952年出土过约3.5公斤铜钱，长条屯遗址在1970年出土过两堆铜钱(《磐石县文物志》)。
永吉县韩城子古城为金代古城。韩城子古城出土了80余枚铜钱，其中有唐代“开元通宝”4枚、“乾元通宝”1枚，金代“正隆元宝”3枚，其余皆为北宋的铜钱。
永吉县境内发现过大量金代窖藏，有大常古城、汪屯南老城、学古、缸窑二道、大口钦前团、艾屯、韩家屯、苗圃养鱼池等窖藏。这些窖藏的深度多在50厘米左右，大多是在人们建筑取土、耕地、挖菜窖、盖房子打地基、修路、挖排水沟等过程中被偶然发现的。比较重要的有大口钦前团窖藏、艾屯窖藏、韩家屯窖藏和苗圃养鱼池窖藏。窖藏内容以铜钱为主，种类有西汉的“半两”、王莽的“货泉”、东汉的“五铢”、唐代的“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北宋和南宋的铜钱、金代的“正隆元宝”和“大定通宝”。在这些窖藏出土的铜钱中，北宋和南宋的铜钱数量最多、种类最全。这些铜钱的钱孔大都有绳索穿痕，成串排列，只有少量是零散分布的。多数铜钱装在陶罐、陶瓮、六耳铁锅、六耳铜锅等容器内。容器多数无封盖，只有少数有封盖，比如缸窑二道窖藏，陶瓮内盛铜钱140公斤，出土时，瓮口有兰花瓷碗封盖。装铜钱的容器多数是直接埋到土里的，也有周围用卵石围砌的，比如韩家屯窖藏出土的装铜钱的陶罐周围，发现有围砌的卵石(《永吉县文物志》)。
二
东北地区出土的铜钱以宋代的为主，汉、唐、五代、辽、西夏、金等的铜钱只占很小的比例。东北地区是辽、金的发源地，在东北地区出土辽、金的铜钱很正常，宋代和汉、唐、五代、西夏的铜钱为何也出土于东北地区?这些铜钱流入东北地区主要有三个渠道:
一是边境贸易。宋与辽、西夏、金等北方诸国，都设有官府垄断的榷场贸易。榷场贸易有利于防止边境走私，增加国家税收，互利互惠，安边绥远。但在榷场贸易中，双方都有严禁出口的物品，例如，宋、辽边贸，辽严禁皮裘、粮谷和马匹出口，宋严禁硫磺等军需物资、有关国家机密和朝政得失的书籍，以及钱币、漆、盐、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出口。由于这些双方官府严控出口的物资有利可图，民间走私活动持续不断，宋的铜钱因此大量流向北方契丹、女真及西夏等部落聚居地。《札子》记录了苏辙于元祐四年(1089年)出使辽国时见到的情形，他写道:“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札子》如实地记录了当时宋钱“散入四夷”的情景。
二是宋对辽、金的岁贡，导致其铜钱大量外流。北宋和辽经过几番军事较量后，因北宋不敌辽，无奈之下以金钱换和平，接受了屈辱条件。北宋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北宋履约纳贡，北宋和辽百余年间相安无事。在南宋和金的军事较量中，南宋节节败退。南宋和金于天眷、皇统、隆兴、嘉定年间多次议和，签订的条约对于南宋来说，都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南宋还要向金称臣。南宋每年向金交纳的岁币逐步增加到银30万两、绢30万匹。在古代，一般前朝的钱币，后朝都可以延续使用，所以，宋代进贡的铜钱中还混杂了一些宋代以前历代铸造的铜钱。
三是金对宋的战争掠夺。金对宋的掠夺，以“靖康之难”宋的损失最为惨重。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下了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俘虏了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和后妃、公主及三千官吏，连同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加上平民百姓，约10万人，一起北返，还掠夺了大量的文籍舆图、法器宝物、金银财宝等。
三
在吉林地区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非常丰富。这些历经千年岁月洗礼的铜钱，为什么会被埋入地下?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政权更替，战乱不断。辽末、金末、元末的军事角逐，导致政权更替和百姓流离失所。铜钱沉重，不便携带，官民掩埋铜钱，也就不难理解。每次政权更替，都会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和迁徙，铜钱埋藏者很难有机会再回到原地寻找他们曾经埋藏的宝藏。
二是金代的限钱令。金代有三种货币，分别是交钞和铜钱、银币。交钞是纸币，铜钱和银币是金属货币。虚值的交钞和足值的铜钱相比，交钞属于劣币。由于金统治者穷兵黩武等原因，导致金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交钞的兑现能力越来越差，因而有余钱的人家藏匿铜钱的现象愈演愈烈。在货币流通中，铜钱减少，交钞难兑现。为平抑流通领域中的这种恶性循环，金章宗于明昌五年(1194年)、承安三年(1198年)，两次颁布限钱令，规定超过限额的铜钱必须“易物留存”，否则没收入官。限钱令迫使官民将大量铜钱埋于地下，不再参与流通，更进一步加重了金自开疆以来就备受困扰的“钱荒”现象。到了金宣宗年间(1213年—1224年)，在货币流通中，铜钱减少的情况更加严重。贞祐三年(1215年)，官府干脆废除了铜钱。这样，埋在地下的铜钱也就用不着再挖出来了。金代战争不断，社会经济面临危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量的金代窖藏铜钱印证了文献上关于金代社会的记载，是当时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经济生活的生动反映。
四
金初，金并无自己的货币，而是沿用辽、宋的旧钱。1124年，宋使许亢宗在祝贺金太宗登基时，发现金境内“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这充分说明金当时商品经济落后，对货币的需求尚不十分迫切。
金、宋第二次议和后，战争暂告结束。1158年，金第四代皇帝完颜亮首次铸造发行了“正隆元宝”小平钱。1204年，金章宗铸造发行了“泰和通宝”真书钱。1213年，金第七代皇帝完颜永济铸造发行了“至宁元宝”铜钱。金宣宗迁都开封后，也铸造发行过铜钱。
在整个金代，铜钱的流通数量一直是不够的，官府为了解决“钱荒”的问题，不得不使用交钞作为替代品。可是，交钞在民间的口碑一直很差，始终没有取得法定货币应有的地位。
金章宗限钱令的初衷，是限制民间藏钱。但是因为没有稳定的货币制度作为支撑，民间始终没有放弃对铜钱这种“硬通货”的需求。限制民间藏钱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市面上流通的铜钱依旧十分短缺。
金代银币“承安宝货”
由于金的铜储量和铜产量很低，因而铜钱始终无法取代纸币作为主要流通货币。金章宗时，纸币作为流通货币被大量发行，加之随后币制屡屡更改，金代币制开始陷入混乱，社会经济也随之陷入危机。朝廷被迫采取了一些经济上的对策，对策之一就是铸造银锭，使其流通。承安二年(1197年)开始铸造的“承安宝货”成为法定货币。“承安宝货”是我国货币史上第一次使用白银作为法定的通用货币。这是我国古代币制的一次改革，影响了元代及以后历代的币制。这次货币改革虽然没有改变金经济混乱的局面，却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吉林地区出土的铜钱为研究东北地区的货币史和民族关系，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些铜钱是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缩影，既展现了古代东北地区的繁荣贸易，也记录了战争与和平交替下的历史沧桑。（作者：宋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