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与依克唐阿等人监立“土”字牌油画
矗立在吉林珲春防川最东部的龙虎阁宛如一座瞭望塔，静静俯瞰着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游客拾级而上，凭栏远眺，一幅“一眼望三国”的雄浑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近处，图们江波光粼粼，蜿蜒流淌;远方，俄罗斯的山川与朝鲜的村落相互映衬，同中国的土地在此处隔江相望，构成独特的边境风貌。极目望去，日本海浩渺无垠，海天一色间，波涛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金色光芒。
而在距离龙虎阁约五百米的中俄边境线上，一块古朴的石碑静静伫立。百余年的风雨侵蚀，让它的表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碑身上“土字牌”三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辨，散发着庄重威严的气息。凝视着这块石碑，一个疑问不禁涌上心头:这块石碑为何上书“土字牌”三字?又如何树立于此?它究竟见证了怎样的历史风云?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探寻其中的真相。
“土”字牌的由来
“土”字牌，最早可回溯至1860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中俄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口的边界需树立界牌20个，界牌面向俄罗斯境内部分上写俄文字母，面向中国境内部分上写由俄文字母音译过来的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乌字头，同时还规定两国需派大员对此段边界“秉公查勘”。而1861年双方于兴凯湖举行的勘界会议从制定文件、绘制地图到设立界牌等事宜，几乎全部由沙俄包办，一千余公里边境线最终仅树立了8个木质界牌，自北往南依次为耶、亦、喀、拉、那、倭、帕、土。“土”字牌作为中国对黑顶子(今敬信镇全域)等地领土主权和图们江出海权的标志，在地图上本应被竖立于距图们江出海口20华里的地方，最终却被俄方私自立于距图们江出海口约20俄里的地方。
条约签订后，俄方私自将“拉”“倭”界牌向我国境内迁移，逐步蚕食我国领土。光绪初年(1875)，俄国人并不满足于已攫取的大片领土，又派兵侵入珲春所属黑顶子地方，并建立哨所。同时，白棱河至瑚布图山顶一段中俄边界中国一侧以及图们江口以北、沿江岸长一百三十余里，宽十余里至四五十里不等的地方，多为俄国人侵占。由于界牌全系木质，二十年来，或腐朽不堪，字迹剥落;或被水冲走;或毁于烧荒。
光绪六年(1880)，吴大澂初次赴吉林协助将军铭安办理边务，开始关注吉林东部的中俄边界问题。1881年，首任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巡查边境时发现:黑顶子地方久为俄人侵占，“自珲春河源至图们江口五百余里间，竟无一牌”。吴大澂接到报告后，先是派得力助手李金镛带人前往详细调查，李金镛返回后提出，“按约划界，重立界牌，各守界址，以免侵越”。吴大澂表示同意，后又与依克唐阿、郭长云等至俄官廓米萨尔处，申明黑顶子地方实系俄人侵占之地，要求归还中国。多次直接交涉未果后，又多次上报清廷，请“派员奔赴珲春照会俄官，定期履勘，按着旧图所定红线，将沿海地段划清界地，限令俄官撤去卡伦，从前侵占珲春地方一律交还”。在此后的两年多，吴大澂先后八次就中俄黑顶子边地问题上奏朝廷，并同直接沙俄方面多次交涉，但俄方百般阻挠推脱，直到1884年吴大澂调离吉林，此事仍无丝毫进展。
奉使勘界，再赴吉林
光绪十一年(1885)，经与俄方交涉，双方同意重勘吉林东部边界。清政府发布谕旨，派吴大澂和依克唐阿前往会勘，重立牌博（1861年勘分东界时，所立的八个木制界牌)。吴大澂离开吉林后，也一直关注中俄吉林界务，接到任命后上奏指出：成琦所立界牌八处，惟“土”字一牌形迹无存，亟宜补立。以地图条约而论，“土”字牌之处，尚有“乌”字一牌。以交界记文而论，图们江左边距海不过二十里，立界牌一个，上写俄国土字头，是“土”字一牌已在交界尽处，更无补立“乌”字界牌之地。二者必有一误。“今欲补立界牌，亦可无论乌字、土字，总以图们江左边距海二十里之地为断。”还请将勘界立牌之木质界牌改为石牌，以期永固。
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十七，吴大澂启程赴吉林，经过艰苦跋涉，三月初行抵珲春。在与俄方谈判之前，吴大澂确定此次勘界在珲春地区的任务首在争收回图们江口的罕奇海岸，次则重立“土”字界牌，并收回黑顶子地区。为此，他把黑顶子一带地图寄往吉林，并在写给吉林机器局总办宋春鳌的书信中对绘图所用纸张、颜色、尺寸以及如何装裱、排第，都做了具体交代，并要求在五六日速递至珲春。同时也着手布置石质界牌的刻制和运送。
我疆我土，寸土必争
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二十二，双方第一次勘界会议正式召开。在谈判一开始，吴大澂就提出收回罕奇海岸问题，但遭到俄方激烈反对。为推动谈判顺利进行，吴大澂决定再议 “土”字界牌埋设位置问题。
针对“土”字牌重立一事，俄方代表巴拉诺夫企图继续混淆“俄里”与“华里”概念，率先发言:“根据《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及相关《附图》规定，‘土’字界牌原址位于江口上游二十俄里即四十四华里处，此为既有勘界成果。”
吴大澂驳斥道:“根据《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及相关《附图》规定，‘土’字界牌原址应竖立于距海口二十华里处方为条约原意。”
面对证据确凿的条约原文，巴使遂诡辩称：“距海口二十里的河道，均被海水灌入，此二十里不算图们江河道。因而依据条约，从淡水位置算起上溯二十里方为界牌树立之地，我方所有二十里正是依此核算。”
吴大澂据理力争:“海口即江口，有何分别?若依潮汐论，则江口位置时时盈亏变动，潮水褪去时江口亦前出二十余里。江口的定义即在海滩尽头处，河流最终流入海洋的地方，所以必须按照条约由入海口处量准二十里的距离方为恰当。”
面对吴大澂有理有据的驳斥，巴使企图消极拖延，提议将提案报告俄方总督，并请示沙俄政府。最终双方约定待俄方收到正式回复后，立即启动第二轮磋商。虽然问题暂时搁置，但吴大澂还是捕捉到了俄国方面的犹豫心理，判断“近日议有眉目”，准备派人前往测量立牌之地。
在三日后的第二次会谈，巴拉诺夫正式转递了沙俄远东总督电:“从前既未立妥，自可酌量更改。”双方代表最终商定，鉴于地图中标注的界牌位置土地浮动难以立牌，“土”字牌从沙草峰一带前移十八里，树立在山麓沿江的南坡沙土较为坚实之处。
会谈结束后，吴大澂便召春雨鹏、廖子忠，命其立即同沙俄官员一同前往图们江口测量土地，提前勘探图们江口到沙草峰一带的距离，确定立牌的位置。六月一日，吴大澂等人回到珲春后，他又立刻招来随行助手沈韵松，命其亲自前去图们江口勘察“土”字牌的树立位置，力求保证界牌位置精准。同时，吴大澂专门派了一队人护送石牌运送，还叮嘱负责人必须提前把 “土” 字牌运到沙草峰南面山麓的尽头处，为接下来中俄双方勘界代表的工作做好准备。
随着“土”字牌的重新确立以及“土”“帕”两界牌间边境线的明确，位于边境线西侧的“黑顶子”地方(今敬信镇全境)所属权已十分明晰。
五月初六的第三次会谈，中俄双方关于“第三条收回黑顶子地方”一事议定，沙俄正式承认中国对于黑顶子地区的领土主权，并承诺:“中国界内黑顶子地方旧有俄国卡伦、民房议明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六月即光绪十二年五月，迁回俄国境内。”
中俄就黑顶子主权归属问题协商达成一致后，依克唐阿与吴大澂密切配合，谈判当年即组织接收工作，在黑顶子地区“添修卡伦”—— 即在要地修建边境检查站，配合“四季出派官兵巡查中俄交界”，强化了中国在黑顶子地区的主权标识。
山河在望，监立“土”字牌
1886年6月17日，本是计划启程共同监立“土”字牌的日子，因“大雨竟日不能行”，双方被迫搁置行程。两日后雨势停歇，吴大澂与依克唐阿等中方勘界代表同巴拉诺夫等人一同启程。吴大澂一行人是日共行进了八十余里，最终顺利抵达了日本海滩涂位置。
6月20日清晨，一行人再次踏上旅途，在赶了六十余里的山路后，双方代表终于来到了沙草峰南麓山坡之上。一到此处，中方代表们开始探查立牌位置，并再次查看了早已放置在山脚下待立的土字牌。众人仔细地在对立牌位置进行反复斟酌，以确保石牌地基稳固牢靠。
商定好立牌处后，吴大澂亲自监督施工人员开始行动。工人们首先在地面挖掘出二尺深的正方形土坑，并在土坑的四壁铺满碎石，努力确保土坑本身稳固可靠。随后固定石牌的石台底座在土坑中被精心砌筑，糯米浆混合石灰的三合土则被工人们倒入缝隙之中填满坑壁与底座中间的缝隙，一锤一锤地夯实基底，中间仅留存一长方形碑槽，“约三尺深”。当晚一切都准备就绪，众人就地支帐而宿，只待明日正式树立石牌。
6月21日，在双方代表共同注视下，土字牌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从山脚搬运到山坡上。土字牌被缓缓安置在昨天已经准备好的碑槽时，本次所立“土”字界牌由坚硬的花岗岩制成，其“高：约中国尺七尺有奇；宽：约中国十五寸；厚:：约中国六寸。入土深约中国二尺三寸。”(高:1.44米，宽:0.5米，厚:0.22米)吴大澂、依克唐阿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块“土”字界牌上，这一次通过众人同沙俄的交涉，“土”字界牌得以重新竖立，成功捍卫了中国在黑顶子地区的领土主权。
暮色中，吴大澂与依克唐阿等人策马登上与土字牌“不过里许”的卧峰。一路上，马蹄扬起尘土，风声在耳边呼啸。二人在卧峰上“登高四望”，辽阔的大地尽收眼底。远处山峦连绵起伏，云雾在山间缭绕，宛如仙境;近处草木葱茏，生机勃勃，眼前这百余里壮丽山河，终于重回祖国怀抱。
防患犹宜策未然，强邻渐与外藩连。
欲从两界留中道，直为三韩计万年。
铸铁岂容成大错，临机只在著先鞭。
珠槃玉敦雍容会，袖里乾坤要斡旋。
勘界后，吴大澂曾赋诗纪事。我们不妨从词句中，探寻他在收复国土时的所思所想。面对沙俄不断侵蚀中国东北边境的严峻局势，吴大澂敏锐地察觉到沙俄妄图通过侵略朝鲜半岛，从而对整个东北地区构成威胁。因此，在谈判中，吴大澂针对每一项问题都“竭力争之，不求速了”，重新勘定树立了“土”字牌，成功收回黑顶子地区，明确了中俄边界的重要标志。面对俄方代表的刁难，始终秉持着“我疆我里、可与力争”的坚决态度，尺寸必争，有效遏制了其侵略步伐。（作者：管书合 王一博）
吴大澂记录此次谈判的日记《皇华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