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5日，在珲春市区西侧复建的珲春副都统衙门内，吴大澂收复国土纪念馆正式开馆，全面呈现了吴大澂赴吉林筹边及捍卫国土事迹。走进馆内，游客首先会被几块刻有“土字牌”“萨字牌”“啦字牌”字样的石牌所吸引，每一块石牌都同样刻有“光绪十二年四月立”的字样。这些看似普通的石牌，为何会摆放在展馆中央?它们又同光绪十二年吴大澂的勘界活动有着怎样的联系?让我们透过这几块石牌，一同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
珲春吴大澂收复国土纪念馆展出的部分石牌（复刻版）
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由来
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产生，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几个最令人痛心的事件之一。1858年，沙俄趁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强行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
1860年，沙俄故技重施，诱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除承认《瑷珲条约》对黑龙江以北土地的割占外，还涉及乌苏里江下至兴凯湖地区以南约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划失，条约规定:“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仅仅两年，沙俄兵马未动，就获得远东1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随后，双方又约定各派代表会勘中俄东段边界。1861年6月7日，中方代表仓场侍郎(主管收贮漕粮的官员)成琦、吉林将军景淳到达兴凯湖西岸乌萨齐河畔安营。18日，与俄国全权代表滨海省总督卡扎凯维奇和副代表布多戈斯基谈判。在此谈判过程中，只要清政府代表稍微表现出抗议，沙俄“即将枪兵向营门排立，按刀而入”“按佩刀直视”。6月28日，中俄大臣在俄国行营换文，仅10天光景，边界勘分即告完成。从制定文件、绘制地图到设立界牌等事宜，几乎全部由俄方一手包办。清政府地方勘界人员因不会测绘技术，不谙地理知识，听之任之，“未经实勘仅凭俄图已将兴凯湖至图们江中俄边界划定”。
本来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中俄东段一千余公里边界应立二十个界碑，分别为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怕、啦、萨、土、乌字头，但此次勘界后，仅竖立了八个木质界牌，自北往南依次为耶、亦、喀、拉、那、倭、怕、土。其中，除位于俄占土尔河(即俄强指的白棱河)的“喀”字碑由成琦和俄使卡扎凯维奇亲自竖立、乌苏里江口的“耶”字碑由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与俄官吉成克竖立外，其余均交杜尔宾大尉和成琦委派的佐领吉勒图堪等人办理。俄国人后来透露，吉勒图堪在设立界牌时鸦片瘾发，不顾大局，竟请求俄方官员让他离场，将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俄方一手办理。特别是“土”字牌作为中国对黑顶子(今敬信镇全域)等地领土主权和图们江出海权的标志，在地图上本应被竖立于距图们江出海口20华里的地方，最终，却被俄方私自立于距图们江出海口约二十俄里(42.6华里)的地方。
条约签订后，俄方私自将“拉”“倭”界牌向我国境内迁移，逐步蚕食我国领土。光绪初年(1875年)，俄国人并不满足于已攫取的大片领土，又派兵侵入珲春所属黑顶子地方，并建立哨所。同时，白棱河至瑚布图山顶一段中俄边界中国一侧以及图们江口以北、沿江岸长一百三十余里、宽十余里至四五十里不等的地方，多为俄国人侵占。由于界牌全系木质，二十年来，或腐朽不堪，字迹剥落;或被水冲走;或毁于烧荒。
珲春吴大澂收复国土纪念馆
爱国官员捍卫疆土的努力
1880年，吴大澂初次奉命赶赴吉林协助铭安办理边务，在往来各地时，他发现俄人越界侵占我国领土的情况。此外，他还发现1861年中俄分界之图与《北京条约》内所载地段，显有不符。1882年，吴大澂派李金镛率人勘查吉林东部边界。经过调查发现，沙俄非法强占黑顶子等地，以及图们江口近千垧耕地、沿江二三万垧耕地。李金镛立即将情况上报吴大澂与铭安，建议重新划界收回黑顶子、罕奇海岸和图们江出海权，甚至提出“成则玉帛相将，不成则兵戎相见，无迁就为也”。
接到李金镛的报告后，吴大澂借赴珲春校阅边军之机，亲至岩杵河、摩阔崴、黑顶子一带勘查，并向俄方交涉要求归还黑顶子。未果后，又先后八次上奏清廷请求解决中俄珲春边界问题并多次与沙俄交涉，但沙俄“大半置之不理”“或置之不顾，或讳言并无其事，一味以狡猾之词，为推诿之计”。1884年，因中法战争吴大澂被调离吉林，但他仍关注着吉林边境问题。
看到东北局势紧张，胡传于1881年赶赴吉林向吴大澂毛遂自荐。此后，受委派帮办三岔口垦务，他积极调查俄方侵略行径，详细勘查苏城沟、蚂蚁河等地被俄驱逐的华民户数，明确了中俄东段分界线。1883年，胡传从宁古塔前往黑顶子途中，一行人在大雪覆盖的森林迷路，断粮三天。危急时刻，胡传让随行人员寻找山涧，顺涧而下方才脱险。以这些调查为基础，胡传撰写了颇有见地的《东三省海防札记》一文。
1883年，曹廷杰主动放弃史馆工作，以候选州判身份抵达吉林投效边务，后被派往防俄前沿阵地三姓，积极研究边事，“凡东三省地理险要与夫古人用兵成迹有关于今日防务者”，完成《东北边防辑要》一书，不仅证实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还深入分析了中俄边界局势，预测俄国可能的入侵路线。提出对沙俄“以威慑之则会畏惧退离，示弱则会使其骄纵聚集”。同年5月26日，曹廷杰又从三姓出发前往沿边地区和俄境调查，为期129天，行程16000余里。
1884年4月，拉林佐领托伦托哷奉吉林将军希元之命考查中俄边界。他带领随行人员，携带粮草、帐篷等物资，从图们江口左岸出发，沿着界山山脊向北行进，历时6个月，跋涉2000余里。他经过考察发现，1861年设立的木质界牌因年代久远，大多腐朽，字迹模糊;部分界牌，被俄方私自移到中国境内;还有一些界牌下落不明。由此为撰，写了详细的《考察纪实》，并附上沿途绘制的地图。
正是这些爱国官员们的不断努力，促成了1886年中俄谈判的重启，也为谈判提供了宝贵的调查材料。
边“谈”边“勘”
1885年春，吴大澂再次上奏请饬总理衙门与俄国驻华公使商议中俄会勘吉林东部边界。总理衙门也据此上奏:“吉林东界牌博中多舛错，年久失修，应请简派大员会同履勘，据约立界”。同年8月，俄方也回复同意勘界，并派东海滨省长兼驻军司令固毕尔那托尔·巴拉诺夫担任首席代表。清政府遂谕旨“着派吴大澂、依克唐阿前往会勘，将图约参互考证，据以勘定界线，仿照西路办法，重立牌博”。
5月22日，吴大澂和依克唐阿等从珲春出发，23日到达俄界岩杵河，25日正式开始勘界会议。中方出席会议的有吴大澂、依克唐阿、沈韵松、庆锡安(翻译);俄方有巴拉诺夫、舒利经、克拉多、马丘宁、莫新、佘威罗夫等人。此后双方先后在岩杵河、珲春、绥芬河等地进行会晤，并实地进行勘界，前后历时五个月，此次勘界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地重勘边界，重点围绕“土”字界牌重立展开，5月25日至6月7日，双方经过三次会晤后，最终决定重立“土”字界牌，6月19日至21日，吴大澂、依克唐阿同巴拉诺夫一行人前往沙草峰一带，一起监立了“土”字界牌，成功地将该界牌“照旧图拓展十八里”。
第二阶段，自7月8日始至7月26日。双方重点围绕对“那”“倭”两界牌位置的确立展开了详细的勘察。7月8日至7月16日期间，以吴大澂亲自带队履勘“那”“倭”界牌为主要内容;7月16日至7月26日期间，中俄双方派代表托伦托哷、舒利经前往深山查找1861年所设“那”字界牌。
第三阶段，从7月28日到勘界会议结束。7月28日，双方代表起程赴海参崴，于8月6日回到岩杵河。在此期间，吴大澂阅读交界图稿，观看“各俄员所绘地图稿”，到绘图处“校对第六段记文山水名”等，并起草了《查明更正倭字那字两界牌记》文稿，10月2日在岩杵河画押用印，作为《珲春东界约》的附件。
1861年所立8界牌位置
实地踏查、辨牌正位
八块界牌自1861年竖立后，经过十余年的风霜侵袭，已朽烂不堪。1877年7月，宁古塔副都统双福曾奉命与俄官马丘宁同抵瑚布图河口，在小孤山界牌处补立“倭”字头界牌一个，后来又一起到横山会处原立被雨浸朽烂处，补立“那”字头界牌一处。
但是到了1886年岩杵河勘界会议上，中俄双方针对“那”字界牌竖立位置展开了激烈辩论。巴拉诺夫称，现有“那”字界牌为宁古塔副都统双福与马丘宁共同补立，与原图有较大误差，应移至横山交会处，与“倭”字界牌南北对应;吴大澂则坚持旧有之牌不可稍移。
6月25日，双方最终商定，“那”“倭”两界牌须俟履勘明白后再行定议，随即开始实地踏勘边界。7月8日深夜，吴大澂一行与俄使冒雨登上停泊在摩阔崴的俄国兵轮，9日凌晨轮船驶离港口，至当晚七八点，吴大澂一行下船后又继续赶路六十余里，方才抵达沙俄水师会馆简单休整。由于正值雨季，空气闷湿，再加上赶路匆忙，吴大澂患足疾，但仍旧咬牙坚持继续赶路，于7月11日抵达三岔口一带。
7月14日，吴大澂等与马丘宁、佘威罗夫同至小孤山查阅“倭”字界牌。16日，吴大澂亲自带队，与依克唐阿、吴硕甫、曲鹤亭等人一道，一行人携带指南针，渡过绥芬河向北进发，行至瑚布图河口，远见正北山顶上立着俄国人的木杆，众人骑马登山查看，发现“那”字界牌即在木杆不远处，和瑚布图河口正好南北对应。时值正午，见界牌北边有沙俄搭建的帐篷，一队人遂进帐稍作休息。当地村民热情地送来稠粥，大家席地而坐吃了顿便饭。
午后，众人遵照旧图，从“那”字界牌出发向西北走了几里山路，转向正北绕过一座山岭，再朝东北方向前进。依克唐阿冲在前面，吴大澂紧跟其后，两人一同登上一座高岭，随后用指南针仔细测方向，极目远眺见东大川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沟横在两座山峰下，与“那”字界牌南北相对，所见同旧有记录相符，吴大澂等人立即记下此处地点。经过数日风餐露宿后，吴大澂一行确定了1877年补立的“那”字界牌准确位置。
7月26日，俄官舒利经来报告，经过双方数日的共同探查，已在深山之中的横山会处找到1861年所立“那”字界牌原址。该牌“尚存半截，上多朽烂，牌下有碎石，砌成基址”。次日，吴大澂同巴拉诺夫在实地履勘的基础上举行会晤，协商更正“那”“倭”两界牌位置。由于当时正值雨季，河水猛涨，山沟全被洪水拦住，新刻好的石质界牌无法运送。双方决定先在横山会处的“那”字界牌旧址挖好基址，用碎石砌好牢固的台基，并预留出界牌孔位。等冬天河面结冰，再将“那”字界牌从小绥芬河处小心运送，双方各派专人监督竖立。“小孤山上之倭字牌与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侍郎所定记文不符，亦应改设瑚布图河口,但因该处河滩低洼，恐水涨时淹及牌座，拟就山坡高处建立”。
我身可埋，界不可移
议定界牌位置后，7月27日，吴大澂派托伦托哷和骁骑校永顺前去瑚布图河口与俄方代表舒利经一同监立“倭”字界牌。抵达河口后，双方又进一步约定由舒利经回去运送“倭”字界牌，而托伦托哷则留在立牌地点等候。但不料舒利经却违背了约定，暗中指使俄国边民将“倭”字界牌立在原定地点以西四里多的地方。
发现这一情况后，托伦托哷立即严正抗议，但舒利经置若罔闻，态度异常傲慢，并指使俄国边民继续立牌。面对舒利经嚣张的态度，托伦托哷认为事关领土主权，不容有失，当即跳入俄人已经挖好土坑之中，大声疾呼:“我身可埋，界不可移!”
舒利经看到无法阻止托伦托哷，只好下令停止在非法地点竖牌的行为，最终将“倭”字界牌立于原定地点。1888年，托伦托哷病危，在弥留之际，仍不忘嘱咐儿孙:“边防事关重要，国土寸尺不让!”
重勘边界“得”与“失”
在此次勘界谈判中，由于吴大澂、依克唐阿等人准备充分、据理力争、细心勘界，再加上国际环境相对有利，中国方面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重立“土”字牌、收回今日防川地区、争回图们江出海权，又补立3个界牌、添立记号26个，使中俄东段边界进一步明确化。
珲春吴大澂收复国土纪念广场矗立的吴大澂汉白玉石像
但也应该看到，此次勘界尚存在有一些不足。首先，此次补立“土”字界牌，虽已按旧图将领土范围展拓十八里，吴大澂对此也解释称“再前则沙土浮松，恐无立牌之地耳”，但与中俄《北京条约》的明文规定相较，仍存在十里之差。其次，由于测绘技术的限制，此次勘界虽有中方代表陪同，但具体测量绘图，仍旧由俄方舒利经办理，仍难免有受限之处。
作者:管书合 黄鑫 王一博(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吉林文脉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