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珲春市区西南15公里处的长岭子口岸，以作为连接珲春与俄罗斯东海滨省的交通枢纽和贸易门户而著称。这里南邻黑顶子山，北接马鞍山，因山势平缓而绵长而得名长岭子。中俄国境线从山岭穿过，以西为中国，以东为俄国。岭上有一条跨越两国的公路，站在岭上，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往来车辆。
其实，早在19世纪末，这里就曾因吴大澂竖立铜柱而闻名遐迩。
1886年，吴大澂、依克唐阿等会同俄方代表会勘中俄东段边界期间，考虑到“长岭子一带，为珲春往岩杵河要道，向无界牌，遂于交界地方(中俄边界第八记号处)添立铜柱，以期经久”。铜柱上刻有吴大澂的14字篆书铭文:“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另有序文42字:“光绪十二年四月(1886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
不过，铜柱竖立的时间并不太长。
1900年，沙俄侵占珲春期间，铜柱被盗运至俄境。
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昔日铜柱立足之处，空余一片残留的基座。
2024年，在昔日的铜柱台基遗址旁，一根新的铜柱，重新立于苍穹之下。
一百多年间，铜柱的立与失，浓缩了一段特殊的吉林近代历史。
一
1886年2月，吴大澂奉使赴珲春，会同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国代表会勘中俄东段边界。早在抵达珲春前，吴大澂已着手安排吉林机器局制作铜柱和刻字，根据他的日记《皇华纪程》所载:1886年3月20日，吴大澂一行人在途经吉林省城时，把早已书写好的铜柱铭交给吉林机器局总办宋春鳌，委托他铸造铜柱并刻字，计划在谈判结束、边界勘明后竖立在图们江边。
铜柱地理位置
为什么要竖立铜柱?吴大澂在抵达珲春后写给兄长吴大根的一封信中对此有所交代:“属宋渤生代铸铜柱，长一丈二尺。候边界勘明，当于图们江边立铜柱而还，效马伏波故事也。”信中的宋渤生即吉林机器局总办宋春鳌，“效马伏波故事”就是效仿汉代名将马援出征交趾后竖立铜柱的故事。
交趾是中国西汉至唐朝的郡名，位于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一带。东汉初年这里曾发生征氏叛乱，后被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平定。据史籍所载，马援平叛后在这里“立铜柱，为汉之极界”。后来，铜柱作为东汉王朝南界地标和马援军功的代表而广为人知。尤其是明清时期，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事迹传遍西南地区，马援铜柱也成为国家疆界的标志，也象征着国家的统一，在边疆有所建树的皇帝、官宦、士人更是欲借马援的例子彰显自己的功绩。如《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康熙皇帝就命人在格尔必齐河东岸、额尔古纳河南岸竖立铜柱和界碑，以宣示中国疆界。
吴大澂生平行事多以古人相期许，在中俄交界处竖立铜柱并勒刻铭文，意在昭告中国的边界是有“标记”的，即“斡维焉系”“国有四维”，表里山河是不许他人骚扰和侵犯的。“此柱可立不可移”，更表明了维护国土、不容有失的坚定信念，是对沙俄侵略行径的警告。
二
吴大澂做事认真细致，即使在赴珲春勘界谈判期间，仍十分关注铜柱制作的进度，通过书信多次与宋春鳌讨论铜柱的用料、制作、刻字与运送问题，如对铜柱的用料，他指出要用一千斤青铜，如不敷用，也可以用三合土填满。并特意嘱咐再运送一千斤青铅，以备竖立铜柱时使用。对于铜柱制作所使用的铜、铅以及刻字等产生的费用，最终都是由吴大澂个人出资，按价给付的。
5月31日，宋春鳌致信吴大澂，告知铜柱的制作、刻字工作已完成，并随信寄去两份铜柱铭文的拓本。吴大澂收到后爱不释手，不由赞叹:“刻手精良，迥非俗士所及。”在回信中他要求再拓数十份，用以转赠好友。铜柱铭文拓本后来广为流传，在晚清金石界一时传为佳话。
铜柱铭文拓片
铜柱制作完成后，并没有立即起运，直到6月27日由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派人前去押运，7月下旬运抵珲春。而此时吴大澂正在岩杵河、海参崴、宁古塔等处勘界、谈判，直到8月8日才回到珲春，8月25日又赴岩杵河，此后直到谈判结束直接从海参崴乘船回天津。考虑到吴大澂本人对竖立铜柱一事高度重视，势必会亲临现场观摩，所以竖立铜柱的时间应该在8月8日至25日之间。
至于铜柱的尺寸和形制，吴大澂在与宋春鳌通信中也有过详细讨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信件已大多散佚，目前仅能确定铜柱高为一丈二尺。关于铜柱的圆径，在同时代的文献中目前尚未发现有明确的记载。在1924 年成书的《宁安县志》插图中，标注铜柱铭拓本高4.15公尺、宽1.03公尺;1927年成书的《珲春县志》则直接将此记为铜柱本身尺寸。现有的相关记述一般认为铜柱高12.15尺，宽3.03尺，其根据都是来自这两则文献。由于缺乏原始资料和实测数据，目前还无法认定1.03公尺为铜柱的直径或底面半周长。
铜柱竖立后，作为中俄分界的代表性标识很快就受到国内外的重视。1886年11月6日，在铜柱竖立不久，英国人杨哈茨班和詹姆士到珲春游历，在他们后来出版的游记《大陆的中心》和《长白山》中对铜柱都有记述。其中《长白山》一书写道:“距离山峰不到一英里，有一根铜柱，上面刻着:光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勘查边界。距此三英里外，驻扎着300哥萨克士兵”。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致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洪钧德信中说:“东三省电线，东至珲春铜柱，距俄线二十余里，北至爱珲，距俄线数里。”光绪十九年(1893年)，时任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到东三省各地巡游，在其所撰《东游纪程》一书中对铜柱也有详细的记述。
三
吴大澂在长岭子竖立铜柱并勒铭其上，本意在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防范沙俄侵略。但遗憾的是，此时已衰败的清朝毕竟不是强盛时期的汉代，根本无法完全遏制沙俄的侵略与蚕食。
1900年7月30日，俄国军队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名侵入、占领珲春，直到1905年4月才完全撤出。1907年，珲春副都统衙门经过调查发现:在1886年吴大澂、依克唐阿等人在珲春所属中俄交界处重立或补“土”“萨”“啦”“帕”四个界牌和16个记号牌中，四个界牌均尚存如故，但第四号记号牌业已损毁，仅存石块，第三、五、六、七、十二号、十三号、十四号记号牌及天文台之第八号铜柱共八处“均已遗失无存”。对于这些记号牌和铜柱是如何遗失的，官方报告并未提及，但很显然是毁于俄人之手，而且由来已久。
清末曾任黑龙江将军、巡抚的程德全，在1893年时在珲春任职，曾随依克唐阿巡阅边界时到过黑顶子、长岭子一带，亲眼目睹铜柱巍然矗立。在俄军撤走后他又到过珲春，听到当地人讲述说当年俄军进攻珲春时趁机将铜柱碎为两段，并偷运到海参崴博物院中，后来又运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院。
铜柱被偷运至伯力博物院后，曾长期公开展览，为不少中国游客所目睹。1907年10月3日《盛京时报》刊载一位署名黄世棫的读者投书，称他在日俄战争时期曾在伯力躲避战事，在当地博物院游览时，看到院中大门内有一铜柱，“高一丈余，圆径一尺余，断成两段，上镌有篆文曰:“光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表国有志，此柱可立不可移。”与吴氏当年所刻铭文相符。
铜柱被沙俄损毁、盗走后，长岭子原立铜柱处还遗留围墙、石坛与台基。围墙现在已经塌毁无存，石座也不知去向，唯有残留基座，宽1.5米，高1米左右。
残留基座
四
铜柱制作竣工后，吴大澂又委托宋春鳌将铜柱铭拓印多份分送友人。吉林省博物院馆藏吴大澂篆书铜柱铭文拓本，保存完好。在完成吉林的使命后赴任广东巡抚时，吴大澂又邀请文人为铜柱铭拓片题跋，“一时题咏甚盛”，传为佳话。众人题跋的拓本曾由吴大澂的孙子吴湖帆收藏，后来辑成《吴愙斋先生篆书铜柱铭》，影印出版。虽然铜柱今天已不易见到，但它的文字内容和书法风格还可以通过拓本印刷品欣赏。
后来，吴大澂又特意请胡开文墨庄，依照铜柱碑的原型缩小制成一批“铜柱墨”，现中国历史博物馆就藏有当时所仿作的铜柱墨大小各两块。大的一块:高度23.4厘米，直径4.2厘米，原来的长度为18.5厘米，现在长度只剩下了17.5厘米，直径为3.5厘米。墨圆柱形，通体淦金，正面篆书阴识填蓝“铜柱”二字，背篆书四行，即吴氏所作铭文五十八字，当是铜柱原型，据此而可大略想像铜柱形状和文字行款。
著名画家李苦禅就藏有一件铜柱墨。李苦禅先生之子李燕曾回忆道:“父亲所有的藏品中最为真爱的就是铜柱墨了，时常取出铜柱墨来给我们子女欣赏，并且讲述关于铜柱墨的故事，提醒我们不能忘记国耻!”
2016年，恰逢吴大澂设立铜柱130周年，吴大澂后人吴元京请上海曹素功墨厂按原铜柱形制复刻铜柱墨。墨厂以民国初年吴湖帆委托影印的《中俄边界铜柱铭精拓本》为参照，历经两年试制改良后，以原本模具为蓝本制成新铜柱墨，完成了这一承载历史情怀的文房佳品。
吴大澂在珲春勘界取得的成就和竖立铜柱的举动可以说是近代百年屈辱外交中的一抹亮色，在当时也一度被传为佳话，正在奉使游历俄国的缪佑荪曾写诗盛赞:“一代勋名看铜柱，侧闻横海旧登台”，并计划回国时专程取道珲春瞻仰。孰料竖立不过十五年后，珲春沦陷，铜柱也被俄国人偷运回其国内，并陈列于博物馆。《珲春县志》直接称:“此铜柱被移于伯力博物院，亦国耻也!”
根据民初翟文选的记述，在当时伯力博物馆参观时，还看到有中国古炮18尊、旧式生铁炮4尊、中国石碑四通、依克唐阿德政碑一座，均系从中国掠夺而来，尤其读罢铜柱铭文，“不禁怆然”。他就此感慨:“前清末季，其初昧于边事，既而稍知边患，不过划界、立碑及募乌合不教之兵，从未于根本上着意，谁知‘不可移’者，未三十年，今竟移于二千里外矣。”
2024年10月17日，为纪念民族英雄吴大澂收复国土的历史功绩，珲春市在吴大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所立铜柱台基遗址旁，严格按原铜柱等比例重新竖立铜柱。并在铜柱上刻下：为纪念民族英雄吴大澂收复国土的历史功绩，特重铸铜柱，立于原址旁，不可移动。
2024年竖立铜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