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被称为“满蒙” ，这些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河川流域之纵横，山岭田野之丰沃，无地不有物产，无地不藏俤矿，实堂堂天府哉。”（小越平隆《满洲旅行记》）令日本人产生了觊觎之心，占据“满蒙”的图谋在日本政府、商人、军队中蔓延开来。
一
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俄国战败，日本攫取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改称“南满铁路”。1906年11月，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部设在东京，后迁至大连，经营管理“南满铁路”及“满铁附属地”。“满铁附属地”是“满铁”强占的铁路建设用地，其对附属地不仅有所有权，也有行政管理权。当时，满铁攫取南满铁路不仅包括长春至大连段，还抢夺了奉天至安东、旅顺线、营口线、抚顺线和甘井子、浑河、榆树，以及与这两条干线相连接的铁路支线，全长1129.1公里，强占附属地182.76平方公里。
1908年以后，满铁以武力为后盾，巧取豪夺，铁道附属地已不限于铁道用地，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镇、市街用地及矿区，有关资料介绍，1936年，“满铁附属地”已扩大到524.34平方公里。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出兵霸占中国原被沙俄“租借”的关东州（今大连市金州半岛南部）和南满铁路。1919年，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以满铁为先锋，以关东军为后盾，开始推行武力扩张政策。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大岛编篡的《满蒙铁路网》被编入《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1930年10月，陈立廷（民国史学家）为此书做“弁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染指“满蒙”的图谋：“我国地大物博，东西列强，眈眈虎视，咸思染指于鼎，故不惜亿万之金钱，投资我国，而相互角逐于其间。其中尤以东邻日本为最甚……其侵略之野心，路人皆知……对于满蒙情形，如数家珍，其处心积虑，于此书可以略窥其概矣。”日本帝国主义欲染指“满蒙”，可谓用心狡诈、不择手段。在“满蒙五路”借款权、优先借款权、筑路权上纠缠不休，就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二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除非法攫取南满铁路、修筑安奉路（安东至奉天）特权外，还图谋干涉清朝政府修建京奉（北京至奉天）路、新法路(新民到法库)与英国的借款关系。1909年（清宣统元年），日本政府强硬要求清朝政府，新法铁路必须日本同意才能修建，意在把英国势力挤走，独吞“满蒙”。
1913年10月，袁世凯遣使访问日本，寻求日本政府承认和支持。日本政府趁机提出“满蒙五路”问题。袁世凯遂以秘密换文方式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称为《满蒙五路换文》。这五条铁路为：四洮路（四平经郑家屯至洮南）、开海路（开原至海龙）、长洮路（长春至洮南）、洮承路（洮南至承德）、吉海路（吉林至海龙）。
日本政府嘴上说只是要求这五条路的借款权、借款优先权，背后真正目的是攫取这五条铁路的筑路权、经营权、所有权，为征服“满蒙”、掠夺东北战略资源打开通道。按照密约的规定，中国向日本借款3000万到5000万元，以这五条铁路担保30年后中国赎回。还规定铁路由日本人修建，材料向日本购买等条件，实际上日本政府窃取了五路的全部修筑权。
1918年9月，“满蒙五路”变成“满蒙四路”。这是北洋政府又一次出卖了国家主权，日本政府获优先借款权。“满蒙四路”包括：开吉路（开原经海龙达吉林）、长洮路（长春经怀德达洮南）、洮热路（洮南经赤峰达承德）、洮热线上的一地点至海港。
日本政府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又把魔掌伸向吉长路（吉林市——长春）、四郑路（四平——郑家屯），北洋政府昧着良心出卖国家主权。10月，签订了《中日吉长铁路续约》，允许日本动工修筑。由于受到国内人民压力，未敢正式签订条约。12月，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2000万元，修筑四郑路。
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东部煤炭、铁矿、木材、畜产品、银矿、铜矿、粮食等战略资源特别丰富。日本侵略者又在修建铁路上打起了如意算盘，设计了五条铁路，称为“满蒙新五路”，这五条铁路、南满铁路及安奉路分别和朝鲜半岛罗津港、釜山港相接，建成纵贯朝鲜半岛的大铁路，可以源源不断地把东北战略资源通过罗津港、釜山港航运去日本，而且，这五条铁路也是军事占领满蒙的重要运兵通道，有经济和军事双重价值。
1927年10月，日本政府向东北当局提出“满蒙新五路”问题，耍尽各种手段，诱使东北当局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满蒙新五路包括：吉会路(吉林至朝鲜会宁）、长大路（长春至大赉）、吉五路（吉林至五常）、延海路（延吉至海林）、洮索路（洮南至索伦）。协约内容是由日本贷款，在东北和内蒙境内修筑上述五条铁路。东北当局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满蒙新五路的无理要求，并没有向北洋政府那样卑躬屈膝，拿主权做交易，而是采取“耍赖”的态度。“满蒙新五路”悬而未决，一直拖着，成为“悬案”。
1928年11月，满铁总裁太田会见张作霖，欲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张作霖在协约上写了“阅”字，但以中华民国是共和制，需东三省各个省长同意后他签字才有效等理由，未让日本人顺利得逞，为后来撕毁条约留下了余地。
“满蒙新五路”问题久拖不决，日本人筑路图谋化为泡影。东北当局成立交通委员会和各路铁路局，掌握铁路筑路权和经营权，掀起东北筑路热潮。先后有奉海（奉天至海龙）路(后改为沈海路)、洮昂(洮南至昂昂溪)路、洮索（洮南至索伦）路、吉海（吉林至海龙）路、呼海(呼兰至海伦)路、齐克(齐齐哈至尔克山)路、吉五（吉林至五常）路、大通路（大虎山至通辽）等铁路开工铺设。这些铁路建成后，在满蒙地区形成纵横交错的铁路网，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已处于包围之中。吉林方面的货物，由吉长线、吉海线、沈海线，经过北宁铁路向关内各地输出，黑龙江的货物，则由洮昂、郑洮、郑通经大通路转北宁铁路入关。
1930年8月-10月，东北交通委员会的协调下，各铁路局建立了五路(北宁、大通、郑通、郑洮、洮昂)联运制度、三路(北宁、沈海、吉海)联运制度。除客运、货运外，承担邮件转运、食盐运输业务，而且运费低廉，南满铁路被晾在了一边，无人问津，经营惨淡。后虽尝试着使用减低运费办法和东北当局竞争。但是，还是难以扭转局面，1930年，南满铁路收益比往年降低25%，收益仅有2000万元，南满铁路近于瘫痪，岌岌可危。
1931年4月，南满铁路会社总裁内田康哉赴北京和张学良交涉。张学良因病未见，内田康哉无法只好找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高纪毅交涉，高纪毅也借口有病住进协和医院。内田康哉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而去。
三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我国东北的阴谋，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极大愤慨。特别是在修筑满蒙铁路问题上，东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反日保路运动。
1908年，因清政府将吉长铁路筑路权出卖给日本，吉林掀起了保路运动，成立保路公会，以满族士绅云祥为会长，抗议清朝政府的卖国行径。保路公会决定自行筹款修建吉长铁路，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绝。1909年，日本人欲修筑安奉铁路，目的是和朝鲜铁路接轨，并逼迫清政府签订《图们江界务专条》，激发了爱国人士抗议活动，奉天满族士绅张榕发动了抵制日货运动，强烈抗议清朝政府出卖主权行为。
1925年10月起，在中共党组织积极推动下，东北人民反日保路运动再次兴起。延边各界连续三日召开大会，数千人参加，一致反对借款筑路，主张由人民筹款自行建筑敦（化）延（吉）铁路，表达“彼建此毁，虽牺牲一切亦所不惜”坚定决心。
延吉、珲春等各界组成了抗路联合会。10月中旬，联合会选派代表赴省城向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下旬，吉林省路权自主会成立，致电东北当局，反对日本修筑吉会路和长大路，要求“严词拒绝，据理力争，以重民意，而维国权”，并选派代表会同延边代表赴奉天请愿。10月末，请愿代表抵达奉天参加东三省路权保持会会议，做出三项决议。
10月末，吉林学生、市民在省城召开反日保路市民大会，“到会者不下8000余人”，“咸有路存与存、路亡与亡之气概”，群情激昂。
1928年11月，吉林省城3000余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延长吉敦铁路，要求政府保持主权。
延边、吉林反日护路斗争，长春一些学校学生闻风而动，有300余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当局调派军警镇压，学生们分头深入到大街小巷进行宣传讲演，散发传单，号召“同胞们！行动起来，反对吉会铁路协定签字！”
1928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对时局宣言》《告同胞书》，号召工人、农民、兵士、学生、中小商人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力争路权”，反对日本在东北建筑铁路“废除与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日本军警赶出东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东北地区的反日护路斗争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
吉林开明绅士组织吉林省争持路权公民组合会。“以争回路权达到自筑为宗旨，并监视其它一切媚外派之官吏劣绅或团体之行动”。
吉林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召开演讲大会，宣传护路斗争。同时发表《致东省各校函》，呼吁各界同胞奋起抗争。
吉林省议会等团体致电东北当局，强烈要求拒绝日本收买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江）路、延长吉敦路等。
敦化学商农各团体在吉林学生联合会感召下，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声援省城的反日护路斗争。
哈尔滨大中学校成立“哈尔滨学生维持路权联合会”，举行总罢课、维持路权大会、游行示威，遭到军警野蛮镇压，酿成“一一九”血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反日保路运动重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满蒙五路筑路权阴谋，迫使东北当局收回满蒙新五路筑路权。（作者：吴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