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亚历史的长河中，“高句丽”这一名称如同一个不断变换的符号，承载着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史，也埋下了后世诸多误解的伏笔。从早期的“高句骊”“句丽”到后来的“高丽”❶，名称的每一次变化，都折射出政治格局的动荡、民族关系的调适与历史记忆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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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名称的“混乱”:边疆民族的多元记录
高句丽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其名称在史书中的记载曾一度“五花八门”。《汉书》《三国志》等文献中，“高句丽”“高句骊”“句丽”“句骊”“勾丽”等写法并存，这种“一人多名”的现象，并非民族本身的名称更迭，而是早期中原对边疆民族记录的特殊性所致❷。
彼时，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的认知多依赖使节报告、民间传闻或零星记载，缺乏统一的规范❸。加上汉字“丽”与“骊”同音通用(“骊”本指黑色的马，后借为音译用字)，不同史官、不同时代的书写习惯差异，导致同一民族出现多种译名。例如，《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既用“高句丽”，又在同书《毌丘俭传》中写作“高句骊”❹，正是这种异写现象的典型体现。
随着高句丽政权在东汉至魏晋时期逐渐强大(公元前37年建国，至4世纪已成为东北亚重要势力)，其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日益频繁。为便于管理和文书往来，中原王朝逐渐将其名称统一为“高句丽”——这一过程，既是对边疆民族认知深化的结果，也标志着高句丽作为一个稳定政治实体被中原正式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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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改名”: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权
公元12年，新朝皇帝王莽对高句丽采取了一项特殊政策: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将“高句丽王”降为“下句丽侯”。这一看似简单的名称变动，背后是中原王朝对边疆政权的管控方式和手段。
王莽的改名并非随意之举。当时，高句丽拒绝服从新朝的调兵命令，王莽以“贬名”的方式彰显中原对边疆的主权，试图通过名号压制其自主性。尽管这一政策因王莽政权短命而未持久(公元32年，东汉光武帝恢复“高句丽王”称号)，但它清晰地证明:高句丽自始至终是中原王朝管辖下的边疆政权，中原王朝对其拥有命名权和管辖权，这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体系的重要体现。
从“高句丽”到“高丽”:南北朝的名称缩改
南北朝时期(420～589年)，一个关键的变化发生了:中原王朝开始将“高句丽”缩称为“高丽”❺。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都以“正统”自居，争相拉拢高句丽等边疆政权以巩固自身地位。在频繁的册封互动中，“高句丽”逐渐被简化为“高丽”。据《宋书》记载，刘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已有“高丽王高琏”的记载;南齐建立后(479年)，对高句丽的册封正式改用“高丽”之名。这种简化既符合文书书写的便捷性，也暗含着中原对其“藩属”身份的进一步确认，通过名称的“规范化”，强化对高句丽的管理意识❻。
至隋唐时期，“高丽”已成为官方文献的通用名称，《隋书》《旧唐书》等均以“高丽”记载这一政权，名称的统一也从侧面反映出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的深化。
灭亡与分流:高句丽的历史终结
公元668年，高句丽在唐与新罗的联合打击下灭亡，其民众的去向成为民族融合的缩影:
绝大部分高句丽人被唐朝迁往内地(如河南、陕西等地)，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中逐渐汉化，其语言、习俗、姓氏多被中原文化同化;少部分民众流入朝鲜半岛的新罗政权，成为后来朝鲜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仅占极少数。
至此，延续705年的高句丽政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名称本应随政权消亡而成为历史符号。然而，250年后，一个新的“高丽”政权却在朝鲜半岛出现，埋下了千年误解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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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高丽的“山寨”:政治噱头下的名称盗用
公元918年，新罗松岳郡人王建推翻弓裔政权，建立新政权，定国号为“高丽”。这一名称的选择，与历史上的高句丽毫无血缘或传承关系，纯粹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碰瓷”。
当时，新罗政权衰落，朝鲜半岛陷入分裂，王建需要一个响亮的名号凝聚人心、彰显合法性。高句丽曾是东北亚的强大政权，在半岛北部有深远影响，借用“高丽”之名，既能唤起民众对“强大往昔”的记忆，又能为其扩张领土(尤其是觊觎原高句丽故地)制造借口。这种操作，与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称“汉”(冒充汉朝后裔)、五代沙陀人李存勖称“唐”(碰瓷李唐)如出一辙——都是借历史名号增强政治号召力的权宜之计。
史书记载，王建及其家族与高句丽无任何血缘联系，其政权的核心力量来自新罗贵族与地方豪强，与高句丽的秽貊系族群分属不同民族体系。正如朝鲜学者郑麟趾在《高丽史》中坦言:“高丽世系，史阙未详”，连其自身都无法追溯与高句丽的传承关系。
历史的混淆:北宋的政治妥协与后世误解
王氏高丽建立后，为获得国际认可，积极向北宋朝贡。当时北宋与辽对峙，亟需拉拢半岛政权牵制辽国，便对王氏高丽“继承高句丽”的说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北宋史官曾巩曾连发十问，质疑王氏高丽与高句丽的关系(见曾巩《元丰类稿·请访问高丽世次》)，但出于政治利益考量，北宋最终承认了这一“继承关系”❼。
这种政治妥协被《宋史》《五代史》等后世史书沿用，导致“高句丽”与“王氏高丽”逐渐被混为一谈❽。但历史真相是:前者是公元前37年至公元668年存在于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的边疆政权，属于中国历史序列;后者是公元918年至1392年存在于朝鲜半岛的政权，二者在族属、疆域、传承上毫无关联。
名称背后的历史本质
高句丽名称的演变史，本质上是中国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互动的缩影。从早期的多元记录到统一命名，从王莽的“贬名”到南北朝的“缩名”，名称的每一次变化都证明:高句丽始终被中原王朝以各种方式进行管理，是中原各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王氏高丽对“高丽”名称的盗用，不过是历史上常见的政治符号借用，正如刘渊的“汉”、李存勖的“唐”无法改变其并非继承自刘汉、李唐政权的本质一样，王氏高丽也永远成不了高句丽的“继承者”。厘清这一历史脉络，不仅是为了还原真相，更是为了打破被政治扭曲的历史记忆:高句丽，这个在中国东北大地上书写过辉煌历史的民族政权，理应回归其作为中国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本来面目。
注释:
❶二十四史中有大量关于高句丽名称多种样式记载的情况，如《三国志·高句丽传》载:“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又有小水貊。句丽作国，依大水而居，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王莽初发高句丽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騊，严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騊，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期句丽侯騊至而斩之，传送其首诣长安。莽大悦，布告天下，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当此时为侯国，汉光武帝八年(32)，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参见《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843-844页;《宋书·孝武帝本纪》载“(册封)征东大将军高丽王高琏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参见《宋书》卷6《孝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32页;《隋书·裴仁基传》载:“语人谋则勾丽不侔于陈国”参见《隋书》卷70《裴仁基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❷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提出，中原王朝通过定义“戎狄蛮夷”来建构华夏认同。例如，周代将渭水流域的游牧人群称为“西戎”，实则这些人群可能与周人共享部分文化元素，但被刻意排除于“诸夏”之外。这种“他者化”命名策略在《史记》《汉书》中尤为明显，如称匈奴为“凶奴”“胸奴”，既扭曲原音，又附会“凶暴”之意。王明珂进一步指出，边疆民族名称的变化(如“羌”从泛称到单一民族的演变)反映了华夏族群边界的动态调整。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
❸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提出，华夏通过定义“戎狄蛮夷”来建构自身认同，这种建构过程高度依赖碎片化的信息筛选。例如，周代将渭水流域的游牧人群称为“西戎”，实则这些人群可能与周人共享部分文化元素，但被刻意排除于“诸夏”之外。书中指出，中原对边疆民族的认知往往基于使节带回的片面观察(如张骞通西域后的“大夏”描述)或民间传闻(如对匈奴“人面兽心”的想象)，缺乏系统性的田野调查或档案记录。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分析，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的信息获取长期被官僚体系垄断。例如，汉代“属国制度”下，边疆民族事务由典属国管理，其信息传递依赖“译长”(翻译官)的口头汇报，导致“匈奴”“乌桓”等名称在《史记》《汉书》中出现十余种异文。这种依赖使节报告的模式，在唐代“蕃客馆”制度中达到顶峰——边疆民族的朝贡使团成为中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但使节常因政治目的夸大或隐瞒实情。参见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❹《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高句丽使用的是“高句丽”或“句丽”，而《三国志·毌丘俭传》却使用的“高句骊”和“句骊”，其载“正始中(240-249)，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见第762页。
❺在24史正史文献中已经体现。具体研究参见魏存成:《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史学集刊》2004年第1期;程尼娜:《“高句丽”改称“高丽”再考论》，《东北史地》2014年第4期。
❻凤凰网研究指出，中原王朝通过赐名“高丽”，将高句丽纳入“华夷秩序”的符号系统，以“王”爵封号换取其对中原正朔的承认。这种“名号政治”在《宋书》中体现为:叙述高句丽国家时称“高句丽”，涉及朝贡活动时称“高丽”，凸显政治实用主义。参见:《从高句丽到高丽，中华秩序的确立》，《凤凰新闻》2020年12月15日http://ishare.ifeng.com/c/s/v002PXU81-_Gp9M0RxHTP8yRb6puKb-_-_l9TM78qRwQtBy9OY__
❼参见史长乐:《曾巩对高丽世次十问》，《东北史地》2006年第3期。
❽宋代开始，官方文献开始混淆高句丽与王氏高丽之间的关系，将二者混为一谈。如《旧五代史·外国列传·高丽传》载:“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至总章初，高宗命李勣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参见《旧五代史》卷138《外国列传·高丽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844页。
作者：孙炜冉，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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