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张伯驹家接到了一封从长春发来的电报。内容是:
“张伯驹、潘素夫妇，热烈欢迎你们来吉林工作，若二位应允，我们随即派(人)员前去(与你们)商谈。”——吉林省文化局。
看着这封宛如雪中送炭的电报，身处困境的张伯驹既需要这份工作糊口，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坚守。于是，夫妻俩怀着激动的心情带着数十卷珍藏的字画、书籍踏上了向北的征程。
张镇芳之子
1898年正月，在梅花初绽，寒意未消之际，日后闻名于世的张伯驹，降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的一个高门大户，其生父在家中排行第六，名叫张锦芳。因其五兄张镇芳无后，按照族规张锦芳将六岁的张伯驹过继给了张镇芳。随后，张伯驹便跟着“父亲”张镇芳生活，他充满华彩却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就此拉开了序幕。
张镇芳
张镇芳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个小角色，在经济发展方面，一是在主管天津长芦盐场期间，他恪守民族气节，抵制住了列强的资源掠夺，成功守护国家的重要资源;二是其担任天津道台和直隶总督时，将英国独占的部分煤矿转制为合资联办，进一步为国家争取了权益;三是在他离任河南都督后，赴北京创建了我国北方的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与众多洋行分庭抗礼，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中资银行。
在从政经历方面，他在清政府、袁世凯、张勋幕下都做过官。有帮助袁世凯称帝的“七凶”之名，曾下令捕杀了朱丹陛、罗瑞清等革命党人，但却在白朗农民起义军明确举起讨伐袁世凯的大旗时不愿大开杀戒，反而在家种起梅花，消极镇压，也自称“不惟为袁党，且有戚谊”。由于和袁世凯的这层亲戚关系，“镇压不力”的他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仅仅是撤职了事。
多年为宦，他也数次为河南捐资办学、救济难民。
可以说张镇芳是一位历史评价较为复杂的人物，有功绩有罪过、有气节有凶名、有先见亦有局限。他曾在《自述》一诗中这样写道“强恕不欺人，求仁维克己。”意思是对外待人，要求同存异，做到真诚不欺;对内修身，要学会自我约束，方能成就仁德。这也体现了他对儒家“内圣外王”理念的认同，或许他穷其一生都想涤净这乱世丛弊，但他终究没能成为一位匡扶救世的圣人。
但作为父亲，张镇芳对张伯驹的教育可谓尽心竭力，张伯驹六岁时随张镇芳来到天津居住，可能是为了延续自己的儒学理想，张镇芳为儿子请了私塾老师。“忠、孝、节、义”“读书志在圣贤”便成为张伯驹的启蒙第一课，再加上记忆力超群，又有诗才，传说九岁便能作诗的张伯驹就得到过光绪朝进士王新桢的赞赏，说他的诗“英年挺出，直欲过前人。《从军行》《天上谣》等作，激昂慷慨，魄力沉雄，有倚天拔地之概。虽老于诗者，未必能办。”诗词中的平仄格律令张伯驹着迷，古代文人流行一种限时吟诗作对的游戏叫作“诗钟”，他经常找私塾老师进行练习，这也为他日后成为诗词和联对的大师埋下了伏笔。
1911年，张伯驹和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到天津新学书院读书。新学书院的教学内容和私塾教育天差地别，极大开拓了张伯驹的视野和认知边界。求知好问又兼具传统文化底蕴的张伯驹，令南开大学创办人严范荪先生对他格外属意，对其的教育也更加用心和严格。
之后几年，因为父亲频繁的工作调动，张伯驹也不得不跟着辗转多个学校。直到1915年，张伯驹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进行学习，并于1917年毕业，这才结束了学生生涯。
毕业后的张伯驹，先到陕西督军陆建章部任职，后提调到安徽督军倪嗣冲部担任长江巡阅使署咨议。1921年，张伯驹出任河南省暂编第一师参谋。1923年，他成为陕西督军属参议兼驻京代表，军衔相当于大校或上校，其中不乏父亲的身影。虽然张伯驹还可以继续在军队深耕，但他的志向却在一次次目睹军阀兵痞对民众的恶行中逐渐明晰，脑海里时常浮现的“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画面也让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对民众操起屠刀，践踏一个又一个的家庭。
于是，张伯驹辞去军职回到了父亲开办的盐业银行。工作有了着落，张伯驹便更有时间去研究他所热爱的戏曲音乐、书画收藏了。而正因这个决定，让他邂逅了一生所爱。
急景流年，荫庇儿子的张镇芳就木，回首身后，他留下了偌大家业和院内的一盆盆梅花。
潘素之夫
1920年末的上海已然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中西文化在此交织，“仙乐斯”“大光明”“好莱坞”像繁花一样点缀在这座摩登城市，时尚且矛盾。
张伯驹经常要来上海视察业务，各分行也知道张伯驹的身份，再加上盐业银行总稽核的职务，接待起来自然不会糊弄。常常是这边戏园子里方唱罢，那边音乐厅中管弦鸣，才华和艺术的碰撞让张伯驹“四公子”的名号彻底在这座城市中传开。“四公子”即“民国四公子”，其余三人分别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以及清末宗室爱新觉罗·傅侗。
这段时期，不少雅士、名伶与张伯驹相交甚笃，其中就包括光绪帝师孙家鼐之子孙履安，在孙履安的引荐介绍下，张伯驹在一间酒楼里接待了潘素(潘白琴)。初次交往，潘素给张伯驹留下的印象，就像《红楼梦》里所描绘的探春一样，“俊眉修眼，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
潘素精通音律并工于绘画，这得益于生母对其艺术和诗文教育的重视，王兆林、管平湖等音乐家都曾指导过潘素。相见恨晚的两人从琴师琴史琴曲聊到绘画诗词收藏，好像全天下的“风雅”之事都在这间酒楼里面，面对这位审美能与自己同频的女子，张伯驹逐渐萌生了追求之意。而潘素对这位博学且潇洒的“四公子”也好感倍增。
此后，潘素和张伯驹便经常在一块抚琴作画。随着接触时间愈久，他们的感情也愈发稳固，“厮守终生”的心意便就此扎根发芽。
1932年(一说1935年)，在证婚人孙履安的主持下，张伯驹和潘素在姑苏举行了婚礼，婚礼上不乏亲友、文人送上祝福，据任美霖(凤霞)老师所著的《一代名士张伯驹》所载:
婚礼现场有人巧妙运用《旧唐书·窦后传》和《后汉书·梁鸿传》中的两个生动的故事，献上一副贺婚联:“崔屏欣中目，鸿案庆齐眉。”一位深知新郎官婚史(张有三段婚史)的朋友，也献上一副联:“一对璧人，此日结成平等果;几番花信，春风吹出自由花。”以示祝贺自由恋爱结合的这对情人。人们交口称赞新郎官的才华，也窃窃私语新娘子的倾城姿色。
张伯驹与潘素
1935年初，张伯驹为潘素分别邀请了画家朱德甫、汪孟舒，古文学家夏仁虎等名士教授潘素花卉、山水画技艺和通鉴古文知识。婚后二人育有一女，名唤传綵(彩)，她也是张伯驹的第二个孩子。潘素对待女儿，也像生母当年对待她那样，倾注了全部心力。幸好，女儿继承了母亲的绘画天赋，在潘素对她亦师亦友般的悉心教导下，张传彩的画技进步神速。或许是因为父母喜爱梅花，也可能是与自家承泽园的18盆蜡梅朝夕相处，张传彩逐渐成长为了“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的画“梅”大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些没有民族气节的商人趁着时局混乱，以胁迫、恐吓、赚骗等方式压价窜收了大量文物并转卖给外国人，导致不少珍贵文物流向海外。为保护国宝不被侵占，在后续十几年间张伯驹同潘素散尽资财，抢救了诸如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大量珍贵文物。
1945年，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企图进行独裁统治，迫害了许多反对内战的民主人士，这种恶劣行径又让张伯驹回想起了军阀旧宦的黑暗统治。于是，他于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以盟员的身份参与到反对内战的运动当中。
越两年，颓势尽显的国民党当局，打算退守台湾，便开始拉拢张伯驹，承诺会妥善安置其和潘素。夫妻俩深知这是有人在觊觎国宝，面对这种游说滥调自是严词拒绝。
为了保护国宝，也为了能让内战尽早结束，在平津战役接近尾声时，张伯驹从承泽园中忍痛割爱了两盆最大的蜡梅送到抗日名将、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的府中。傅作义看到长势正盛的蜡梅后自然对其“春天将近”的含义心领神会，当即表示“一定对得起君子的良苦用心”。
在统一伟业的大势所趋下，1949年初，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当北平解放的消息传来时，夫妻俩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待到50年代，夫妻俩将精心保护的《平复帖》《游春图》等几十件珍贵藏品捐献给了国家。
隋 展子虔《游春图》
宋振庭之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经济蓬勃发展，可与之对应的却是“文风不盛”的窘境。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宋振庭为了这片深爱的热土，下定决心要打开局面。
宋振庭
宋振庭是个名副其实的“杂家”，既对戏剧戏曲见解独到，他所创作改编的《桃李梅》至今仍是吉剧的代表曲目，也有不输专业画家的书画作品，《雨竹》《虾趣》均被拍出高价，而他于1961年东北三省美术家会议首先提出建立的“关东画派”，更对中国美术界形成巨大影响，被誉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在全国诞生的第一个画派”。此外，他还对佛学、经济、围棋多有涉猎，常常与诗人公木、历史学家于省吾、澍培大师等人讨论学问与文化事业的发展。
从1952年宋振庭接手宣传部工作开始，仅仅六年的时间，在他的全力推动和支持下，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省文联、省博物馆、省作协、省歌舞剧院、省京剧院、省艺术专科学校、省戏校等多家文化单位和艺术团体相继成立。
所有这些，都是今天吉林省各种文化事业的起点和源头。而筹建省博物馆(今吉林省博物院)则是宋振庭接手吉林省文化事业后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1961年初，张伯驹和潘素先后收到了吉林省文化局和宋振庭发来的电报，邀请夫妻俩来吉林艺术专科学校(今吉林艺术学院)讲授国画。夫妻俩带着众多藏品欣然应往。
初到北国春城，宋振庭便热情接待了张伯驹，二人一见如故，张伯驹在交谈过程中能感受到宋振庭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或走走过场，便推心置腹地提出了很多想法与宋振庭讨论。宋振庭也知道自张伯驹倡导保留“旧京剧”被打成“右”派后，夫妻俩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
1962年张伯驹在吉林省博物馆学术年会上作首场学术报告
于是，为了让张伯驹人尽其才，充分施展拳脚。宋振庭顶住各方压力，不仅向省委举荐张伯驹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1962年2月，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5月复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更推荐张伯驹列席吉林省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并进行发言。会上，张伯驹一是赞扬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各项利民政策的落实和工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既增强了民族自信，又切实改善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二是作为文化工作者，他对于吉林省的戏剧(曲)和艺术学校教育提出了如:教学研究和教学计划脱节，老师调动频率过高，应尽可能改善现状的建议;三是肯定宋振庭部长为吉林省“文脉兴隆”所做的工作和努力，也感谢了他对自己和博物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的数年间，张伯驹经常组织文物展览和鉴赏活动，并且为了丰富馆藏，他还特意捐献了20多件自己所收藏的书画作品，其中以《百花图》最为著名。
1970年，当张伯驹离开吉林时，他又向吉林省博物馆赠送了不少藏品、书籍。据张恩岭老师所著的《国士无双:张伯驹纪事》所载:
张伯驹的捐赠，丰富和完善了吉林省博物馆馆藏书画的收藏结构，成就了吉林省博物馆“书画重镇”的地位。
后来，宋振庭经常会给张伯驹写信，张伯驹也会在回信中回忆两人的志趣交往并交流近况。在“春游社”中，他们赏梅吟诗、鉴定品评;博物馆内，他们交流想法，讨论展览;戏台上，他们排演环节，一唱一和;“文革”时，他们相互扶持，苦中作乐……两人就像俞伯牙和钟子期一样，“一人善琴，一人善听”。
1978年，在吉林省主持完平反工作的宋振庭调入中央党校，与已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张伯驹又约见了数面。
1982年2月26日，出生于梅花初绽之际的张伯驹，也在梅花初绽之际逝世，享年84岁。
当得知张伯驹离世的消息后，宋振庭强撑着精神写下一副对联，悼念这位知音挚友:
“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赍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
南宋词人蒋捷有首后世传颂甚广的《虞美人·听雨》，词以“雨”为线索，生动描绘了一个人的少年、壮年、暮年。而张伯驹无疑是幸运的，他在少年、壮年、暮年时期都有一个可以陪着他赏“梅”的人。
少年的张伯驹有父亲张镇芳的庇佑。他的成长与才华常有父爱的印记，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的家产资财，也让张伯驹有底气去守护国宝，免于其流失海外。给他留下的梅花，像是父亲的理想，代替着他，教育儿子重情重义，有礼有节。
壮年的张伯驹有“江南第一美人”潘素陪伴左右。在夫妻俩动情描绘的一幅幅梅花画作中，蕴含了二人半个世纪以来的相濡以沫，互相成就，成为令无数后人羡慕的灵魂伴侣。
暮年的张伯驹更有知音挚友宋振庭的一路扶携。从“春游社”赏梅到戏台上唱戏，宋振庭的热忱和对他的信任给了张伯驹广阔舞台，任他尽情驰骋，宋振庭是他的伯乐，张伯驹则是伯乐的千里良驹。
从左至右：潘素、张伯驹、宋振庭
或许那一封封从长春发往全国各地的电报是宋振庭寄托的衷心，这位宣传部部长用诚意和行动深深感染着张伯驹等数十位支援东北的先生，他们同样用“零落成泥”般的气节精心涵养着吉林文脉，使它在萧瑟“不盛”的旷野中培发出满目“兴隆”的烂漫山花!（作者：管鑫宇）
参考资料:
[1] 寓真. 张伯驹身世钩沉[M]. 山西: 三晋出版社, 2013.
[2] 张恩岭. 国士无双:张伯驹纪事[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24.
[3] 任凤霞. 一代名士张伯驹[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4] 鲍盛华. 先生向北[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8.
图片来源:长春市历史文化博物馆、长春出版社《国士无双:张伯驹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