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三杰”于北京宋氏“止园”内留影（1924年），徐鼐霖（左）、宋小濂（中）、成多禄（右）
在清末民初的东北大地上，有这样三位杰出人物，他们以诗文抒怀、以功业报国，在吉林乃至整个东北的文化与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便是被誉为“吉林三杰”的成多禄、宋小濂、徐鼐霖。
乱世诗心：以文字筑造的精神净土
“诗是最后的退守，亦是最后的冲锋。”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中，“吉林三杰”——成多禄、徐鼐霖、宋小濂，以诗为盾，以笔为剑，在历史的风烟中开辟出一片精神净土。他们并非避世的隐者，而是以诗性直面时代剧变的文人志士。成多禄的“澹园”、徐鼐霖的“憩园”、宋小濂的“止园”，不仅是书斋之名，更是他们对抗乱世的隐喻：止于纷扰，憩于诗行，澹于名利。
成多禄晚年隐居吉林时，曾手书《澹堪诗草》，其中“一榻茶烟留客梦，半窗梅影写诗魂”之句，道尽诗性生活的超然。徐鼐霖在《憩园诗稿》中写道：“江山破碎诗难补，风雨飘摇笔未停”——即便山河倾覆，诗人仍以文字缝补时代的裂痕。这种“诗性抵抗”，与陶渊明“采菊东篱”的隐逸不同，反而更近于杜甫“大庇寒士”的悲悯，是文人对家国命运的另一种担当。
成多禄《秋风大气联》 楷书
诗性与家国：文人的双重脊梁
“诗到沧桑句便工”，“吉林三杰”的诗性，绝非风花雪月的雕琢，而是扎根于家国苦难的深沉咏叹。成多禄在《乌拉怀古》中写下“老来别有兴亡感，不向西风诉不平”，看似超脱，实则暗藏血泪。徐鼐霖面对沙俄侵吞东北的危机，以诗为檄：“黑水白山横铁骑，书生空有泪千行”——诗中的无力感，恰是文人对时局最痛切的叩问。
对比同时代文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如烈火，而“吉林三杰”的诗则似寒铁——前者激荡变革，后者冷峻坚守。这种差异源于地域与身份：作为边疆士绅，他们目睹沙俄与日本的蚕食，诗中常含“塞草连天孤雁远”（宋小濂句）的苍凉。他们的爱国，不仅是士大夫的忠君之思，更是对东北故土近乎血脉的眷恋。
宋小濂曾参与中俄边境谈判，以诗文记录勘界之艰：“冰霜啮骨舆图在，一寸山河一寸争”（《勘界纪事》）。诗句中的“舆图”与“冰霜”，将外交博弈的刀光剑影凝为诗行，文人风骨与家国大义在此浑然一体。
宋小濂《孔子家语三恕》 行书
诗性传承：从个体到时代的文化基因
“诗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 “吉林三杰”的诗性精神，既是个体的选择，亦是时代的馈赠。他们的创作继承了晚清“同光体”的沉郁，又融入东北边塞的雄浑。成多禄的“大漠孤烟笔底来”（《塞上曲》），徐鼐霖的“松花江上月如刀”（《江夜》），皆以地域意象重构古典诗境，让边塞诗在近代焕发新生。
相较于江南文人的婉约（如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或岭南革命派的激越（如黄遵宪“寸寸山河寸寸金”），“吉林三杰”的诗风独树一帜。他们以“寒”“铁”“霜”“骨”等字眼构筑诗意，如宋小濂的“雪压关河旗半卷，风吹刁斗夜无声”——诗句中凛冽的北地气息，恰是近代东北文人精神的风骨写照。
他们的诗作不仅被收录于《晚晴簃诗汇》等典籍，更滋养了后世东北文学。端木蕻良在《科尔沁旗草原》中描写的苍茫雪原，迟子建笔下“额尔古纳河”的幽微灵性，皆可追溯至“三杰”诗中的土地血脉。
徐鼐霖《论赵松雪书》行书
余韵长存：诗性美学的现代启示
成多禄的名句“不向西风诉不平”，并非消极的沉默，而是以诗性超越苦难的智慧。在当代社会，当“内卷”“焦虑”成为时代关键词时，“吉林三杰”的诗歌精神提供了一种启示：真正的坚守，不在于对抗喧嚣，而在于在内心修篱种菊。
当下网络时代的信息轰炸，与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或有相似：人们同样面临价值撕裂与精神漂泊。但今人鲜少能以诗性构筑精神家园，反而陷入“热搜焦虑”与“流量狂欢”。反观“吉林三杰”，他们的诗性实践证明：文字可以成为锚定生命的重量。
徐鼐霖曾痛斥“今人只解黄金贵，不解文章万古心”（《书愤》），若置换到当下，何尝不是对功利主义的警醒？他们的诗性之美，恰似一剂良药，治愈现代人“意义贫血”的病症。
“吉林三杰”留给世界的，不仅是诗卷中的墨痕，更是一种精神范式：在兴亡之际，文人可以不做烈士，但必须做诗人——以诗性抵抗遗忘，以文字铭刻尊严。他们的美，在于将个体的脆弱升华为集体的坚韧，将时代的尘埃凝结为文化的琥珀。正如宋小濂所言：“诗成掷笔向天笑，留与人间说苦辛”——这“笑”中的苍凉与豪迈，正是诗性精神最壮美的回响。（作者：张铭）
“吉林三杰”塑像 来源/吉林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