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高句丽，大众往往会先联想到其独特的历史坐标与文化面貌，联想到巍峨险峻的东亚第一卫城“丸都山城”、联想到雄浑耸立的海东第一碑“好太王碑”、联想到气势磅礴的东方金字塔“将军坟”……但最为直观反映高句丽人社会生活的，必然是留存至今的高句丽古墓壁画，这是解锁高句丽文化基因的“活化石”。这些绘制于墓室内壁的图像，并非单纯的艺术创作，更像是一部用色彩与线条书写的“视觉史书”，其中频繁出现的伏羲、女娲、燧人、仓颉、神农、奚仲、飞天、四神，以及交融共生的儒释道元素，清晰地勾勒出高句丽渊源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直观印证了高句丽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属性始终根植于中华文明体系之内。
目前我国已发现的高句丽壁画墓，主要集中在吉林省集安市境内(集安市共计36座，此外，在辽宁省抚顺市和桓仁县各发现1座，合计38座)，其年代跨度从公元4世纪延续至7世纪，是研究高句丽文化的核心遗存。这些壁画工艺精湛、造型别致，材质多以矿物颜料绘制，历经千年依然色彩鲜亮，内容涵盖生活场景、神话传说、宗教符号等，而最能体现其文化根源的，正是那些源自中华文明核心圈层的神话形象与思想元素，它们并非孤立出现，而是与高句丽本土生活场景融合共生，成为高句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构成。
神话体系
复刻中华文明的创世与文明源头
高句丽壁画中，伏羲、女娲、燧人、仓颉、神农、奚仲等源自中华文明的神话形象大量出现，这并非偶然的文化借用，而是对中华文明创世体系与文明源头的深度认同，其文化内涵与中原诠释高度一致，成为二者同源的直接证据。
伏羲与女娲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创世神祇，秦汉时期形成“人首蛇身、伏羲持矩(或太阳金乌)、女娲持规(或月亮银蟾)”的经典造型，象征宇宙观与人文秩序，蛇身缠绕寓意阴阳和谐、繁衍后代。这一形象体系完整传入高句丽，集安五盔坟四号墓与五号墓的壁画中，伏羲持太阳金乌，女娲持月亮银蟾，二人龙身相对，周围布满仙草，与中原东汉魏晋画像石“伏羲女娲龙尾图”构图、造型几乎一致，且保留了“持日月、定秩序”的核心寓意，说明高句丽人不仅接纳华夏创世神形象，更深刻理解其背后的精神内核，将自身纳入中华文明的创世话语体系。同时，高句丽壁画中的伏载女娲形象在“人首龙身”的基础上，融入了高句丽本士的仙草纹样装饰，体现了文化交融的细节。
四川博物馆藏东汉伏羲女娲画像砖
甘肃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出土魏晋伏羲女娲画像砖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伏羲图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女娲图
集安五盔坟五号墓伏羲图
集安五盔坟五号墓女娲图
燧人氏“钻木取火”象征人类摆脱蒙昧，仓颉“观鸟兽之迹创文字”标志文明传承，神农氏“手持百草”代表农业生产的发展，奚仲氏“制造车轮”彰显社会技术的高度发达，这是中原文化对“文明起点”的核心定义，这些形象在高句丽壁画中与伏羲女娲同列“神仙群像”。集安四神墓、五盔坟四号墓和五号墓的壁画中，燧人手持钻木定格取火瞬间，仓颉持笔书写象征造字，牛首神农手握百草，奚仲挥舞工具制造车轮，这些人身着中原上古圣贤服饰，周围环绕羽人、飞天，与中原墓室壁画中同类场景的造型、寓意高度重合。折射出高句丽对中华文化“文明正统性”的认可，未构建独立人文起源神话，而是直接采纳中华文明演进逻辑，将自身文明身份归入华夏文明起源体系。
集安四神墓取火图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燧人图
集安四神墓仓颉图
集安五盔坟五号墓神农图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奚仲图
四神符号
融入政权与丧葬的中原宇宙观
“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体系是中原文明“天人对应”宇宙认知的结晶，青龙对应东方、春季，白虎对应西方、秋季，朱雀对应南方、夏季，玄武对应北方、冬季，共同构成天地有序的宇宙格局。这一体系秦汉时期成熟，既融入民间信仰，也纳入中原王朝政治制度与丧葬规制，象征政权正统性与秩序性。高句丽对四神的接纳，不仅是艺术借鉴，更完整承袭其政治内涵与丧葬功能，深度绑定在自身社会思想观念之中。
高句丽中晚期大型壁画墓普遍采用“四神对应墓室四方”的布局，与中原王朝陵墓规制完全一致。集安“四神墓”“五盔坟四号墓”“五盔坟五号墓”等，都是采用东壁绘青龙、西壁绘白虎、南壁绘朱雀、北壁绘玄武，与洛阳北魏墓壁画中的四神布局、寓意高度统一，通过“四神镇守四方”象征墓主人权威贯通天地，寄托灵魂归入天地秩序的愿望，核心逻辑正是中原文明的天人观。显然，四神已超越信仰符号，成为高句丽传递“遵循中华文明秩序、融入中华文明体系”政治立场的标志，直接印证其历史属性。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朱雀图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玄武图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青龙图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白虎图
儒释道交融
精神世界的中华文明底色
儒、释、道三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内核，三者在高句丽壁画中的交融共生，体现了高句丽对中华文明内在思想的深度吸收，构建起以中华文明为底色的精神世界，进一步印证二者文化同质性。
儒家翩翩君子的形象，在五盔坟四号墓的儒生像中得到直接展现。该墓里的儒生身着中原儒者标志性的宽袖深衣，束带正冠，身姿端肃恭谨，手持纨扇，其服饰形制、仪态规范，与中原魏晋时期的儒者形象毫无二致。这一形象既呼应了儒家“克己复礼”的行为准则，也暗合“教化兴邦”的价值内核，足见儒家已成为高句丽社会伦理与秩序的思想基石。
佛教元素在五盔坟四号墓的僧人像中，尽显中原本土化特质。此墓中的僧人端坐于莲台之上，身着的袈裟线条宽缓、样式简约，是中原佛教造像常见的“汉化袈裟”，而非印度佛教的紧窄僧袍;僧人结禅定印，神态平和肃穆，装饰纹样也与中原南北朝佛教壁画的细节相契。更关键的是，僧人像的布局暗含儒家“敬谨”的仪轨感，将佛教信仰与儒家礼仪自然糅合。这正是中原佛教“佛儒互渗”特点的延伸，印证高句丽佛教的文化根系深扎于中原。
道教“神仙信仰”“长生理念”在壁画中亦有体现，符号体系与中原道教完全统一。在五盔坟四号墓的道士像中鲜明呈现，该像里的道士头戴中原道教典型道冠，身着宽袖道袍，前方是道教象征的八卦图，造型线条飘逸、气韵清灵，与中原西晋至南北朝道教壁画中的道士形象高度重合。这一形象承载的“长生升仙”祈愿，与中原道教的符号体系、精神内核完全统一，成为高句丽人精神世界中“求长生”诉求的具象表达。
更关键的是，高句丽壁画中儒释道三教元素交融共生，大量高句丽壁画中既有儒生的供养人形象，也有佛教飞天、道教羽人;生活场景中兼具儒家礼仪、佛教供养、道教祈福。这种交融格局正是中原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主流，说明高句丽精神世界完全在中华文明框架内构建，与中原共享同一套精神话语。这种三教共生的图景，与中原南北朝“三教合流”的文化趋势完全同步，印证了高句丽文化与中原文明的发展脉络同频共振。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儒生像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道士像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僧人像
壁画为证
共属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当我们逐一拆解高句丽壁画中的伏羲、女娲、仓颉、燧人、神农、奚仲、四神以及儒释道元素时，一个清晰的结论已然浮现，这些图像并非孤立的“文化借用”，而是高句丽对中华文明从“精神源头”到“内在思想”、从“外在形式”到“政治秩序”的全面接纳与深度交融，每一个符号、每一处场景，都是二者文化同源、历史同脉的直接证据。
高句丽壁画中的神话形象，让我们看到高句丽与中原共享同一套“创世记忆”与“文明起源”;四神符号，让我们看到高句丽与中原遵循同一套“宇宙秩序”与“政治规范”;儒释道交融，让我们看到高句丽与中原拥有同一种“精神底色”与“伦理准则”。这些共同的文化基因，决定了高句丽文化绝非“独立于中华文明之外的异域文化”，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自身的本土文化特色，如壁画中的生活场景、装饰细节，但核心的精神内核、文化体系、秩序逻辑，均源自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在东北地区传播、发展的重要成果。
如今，高句丽壁画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其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本身，更在于它为我们留下了“历史属性”的直观证据。当大众驻足于这些色彩鲜亮的壁画前，看到熟悉的伏羲女娲、四神、儒释道符号时，便能清晰地读懂，高句丽从未脱离中华文明的体系，它的历史归属，早已镌刻在这些穿越千年的线条与色彩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页。
近日，依托200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文化资源，国内唯一以解码高句丽这一消失文明为核心、以传承其壁画艺术为使命的专题场馆——高句丽壁画艺术馆，正式开馆。该馆以“穿越时空的彩绘史诗”为主题，通过系统化、多维度的展陈与创新诠释，为观众打开一扇通往公元4至7世纪东北亚文明的历史之门。
这一艺术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通化师范学院联合共建，双方依托前者深厚的学术积淀与后者长达三十余年的领域深耕，共同推动千年壁画艺术首次实现学术与公众视野中的“活化呈现”，有效打破了文化遗产传播的时空壁垒。它的开馆，首次让公众得以近距离触摸这一千年文明，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同时，为区域文旅融合注入持续活力，助力这份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独特而持久的光彩。
位于通化师范学院的高句丽壁画艺术馆
作者：孙炜冉 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