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春的文脉长河中，能称“大先生”者，未必生于斯，但必以心血馈养斯土；未必长居斯，但必以风骨照亮斯地。萧军与长春结下近八载羁绊，以笔墨为刃守家国，以赤诚之心传文脉，这份与城市相融的赤诚与担当，让他成为长春文脉里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精神，更是一座城市文脉赓续的源头活水。
少年负笈春城 文脉初植沃土
1917年，10岁的萧军随父亲来到长春，顺利考入吉长道立商埠小学。彼时的长春，虽还未褪去旧时光的厚重，却有着独特的烟火气，街头商号幌子迎风招展，茶馆里的说书人将东北侠义故事娓娓道来，伊通河畔的炊烟与田垄间的麦香，都深深印在了少年的脑海里。
在校园中，萧军幸遇启蒙恩师赵荫棠。赵先生不循刻板教学，课上教他品读经史子集，课下常带着他穿梭在街头旧书摊，为他讲解《史记》里的家国担当，剖析《水浒传》中的侠肝义胆。受恩师影响，萧军彻底迷上了读书，常常把为数不多的零花钱都用来换旧书，夜里就着昏暗的油灯，一读便是深夜。
课余闲暇时，他总爱约上同窗到伊通河畔闲逛，听船工哼着粗犷的东北小调，看渔民伴着落日撒网捕鱼，这些最鲜活的市井百态、最淳朴的乡土风情，都成了他日后创作里最生动的素材。他在长春的小学时光虽只有短短三年，却为文学之路筑牢根基，多年后忆起这段岁月，他仍感慨：“长春的书、长春的人，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底气。”
烽火执笔为刃 呐喊响彻长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长春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萧军毅然重返这座给他启蒙的城市，以“三郎”为笔名，入职《大同报》副刊。彼时报社被日寇严密管控，每一篇刊发的文章都要历经严苛审查，可萧军从没想过妥协，执意要在舆论夹缝中，发出抗日救亡的呐喊。
在这里，他结识了方未艾、金剑啸两位知己，三人志同道合，下班后总聚在小酒馆，痛斥日寇的残暴暴行，合计着用文字唤醒沉睡的民众。在方未艾协助下，萧军创办文艺副刊《夜哨》，专门刊发进步青年的抗日作品。他亲笔写下《文学与天才》《一封公开的信》等文章，直言“文艺是被压迫者的呼声”，大胆批判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这些文字如利刃，划破了沦陷区的死寂。
1934年，杨靖宇领导磐石游击队抗日的事迹传到长春，萧军深受触动。他白天在报社假意应付审查，夜里就在狭小出租屋奋笔疾书，创作抗战题材小说《八月的乡村》。为躲避日寇搜查，他将手稿藏在茶叶筒中，随身携带、小心翼翼。手稿完成后，在金剑啸的掩护下，他带着稿子辗转青岛、上海，最终得鲁迅作序，这部作品成功列入“奴隶丛书”出版，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东北百姓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
文坛双璧相知 风雨同舟共济
1932年，萧军在哈尔滨结识萧红，二人因文学结缘，在患难中结为眷侣。彼时萧红刚摆脱被未婚夫抛弃的困境，身怀六甲又身陷窘境，萧军的出现，给了她绝境中的温暖与希望。二人相互欣赏彼此的才华，更契合彼此的家国情怀，很快便相伴相守，在哈尔滨的简陋小屋中，一同为文学理想拼搏。
萧红萧军合影
1933年，二人合著的小说集《跋涉》正式出版，收录萧军《桃色的线》与萧红《王阿嫂的死》等经典篇目。作品里满是对东北大地的眷恋、对底层民众的同情，虽装帧简朴，却在文坛激起千层浪。不过在那个年代，日伪在东北实施严酷的文化专制，进步文人与抗日活动被严厉镇压，毫无自由创作与发声空间。因作品饱含抗日思想，很快便被日寇列为禁书，这也成了二人被迫离开东北的直接原因。
需一提的是，萧红一生从未到过长春，二人的相守时光，多是在哈尔滨、青岛、上海等地。在哈尔滨商市街的小屋中，他们曾一起接待各地文友，即便日子清贫，也会拿出仅有的粮食招待来客；在上海的岁月里，二人同受鲁迅提携，在文坛站稳脚跟，可生活的窘迫与性格的差异，终究让这段感情走到尽头。1938年，二人在西安平静分手，萧军晚年回忆起这段过往，满是唏嘘，他耗费数年整理萧红书信并为其作注，字里行间，皆是对这位文坛知己的惦念与惋惜。
危时肝胆相照 纸上风雷交响
萧军与鲁迅先生的师生之情，则是另外一段文坛佳话。
1934年，在完成了《八月的乡村》之后，萧军并不确定自己所选的题材是否与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合拍，便怀着忐忑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了第一封信。对于这个素未谋面的青年人，鲁迅先生在回信中予以了诚挚的指导：“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字，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鲁迅先生给萧军的回信
当萧军与萧红被迫逃离东北、来到上海之后，1934年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鲁迅先生，并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交谈良久。由于萧军在之前的通信中把自己和萧红在上海的困境告诉了鲁迅，临走时，鲁迅掏出了20元钱，交给了他们，还另给了乘车的零钱。这令萧军和萧红感动不已。
最让萧军难以忘怀的是，鲁迅还帮助他们修改了《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为了修改这些稿件，鲁迅常常忙到夜深人静。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萧军作为先生极为器重的后辈，连夜赶往上海守灵，三日三夜寸步不离灵柩。10月22日鲁迅出殡当天，萧军是16位抬棺人之一，与巴金、胡风等文坛同道一道，亲手抬着覆盖“民族魂”大旗的灵柩前往万国公墓。沿街数万民众自发送葬，萧军扛着棺木稳步前行，将对先生的敬仰，以及传承其精神的决心，都融进了每一步沉重步履里，这份坚守，也成了他此后文坛生涯的精神标杆。
八载情系春城 文脉薪火相传
从1917年少年求学，到抗战时期以笔战敌，萧军前后与长春结下了近八载的缘分。即便此后辗转大江南北，他也始终惦念着这座启蒙了他文学梦想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后，萧军曾多次重返长春，每一次归来，都带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
1956年，萧军受邀前往吉林大学讲学，台下坐满了热爱文学的青年学子。讲学中，他没有空谈理论，而是结合自身经历，讲少年时在长春的求学点滴，讲在《大同报》与日寇周旋创作的艰难，讲与方未艾、金剑啸的交往岁月。他还特意叮嘱青年学子：“文学离不了故土，你们要多写家乡、多写东北，写这片土地上百姓的故事，这才是文学的根。” 这场讲座打动了无数学子，不少人此后投身东北乡土文学创作，成了东北文坛的中坚力量。
讲学之余，他专程登门探望启蒙恩师赵荫棠，二人在老茶馆促膝长谈，重温当年在旧书摊淘书的时光，聊起半生浮沉与文坛变迁，感慨万千。他还专程去到《大同报》旧址，抚摸着斑驳墙面，忆起当年偷偷刊发抗日文章的艰险，久久不愿离去。
萧军的《人与人间》
在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第二部第四章的《忆长春》一文中，他以个人视角，再现了1917年至1925年在长春的少年岁月，兼具文学性与史料价值：
关于“日本桥”与“黑帽子小衙门”——
在桥北面，日本人设有一幢红色砖墙的小房子，是日本警察的派出所，俗名叫“黑帽子小衙门”。因为里面的警察全是穿黑衣，戴有一条暗紫帽箍的黑帽子。他们经常是挂着皮壳手枪、短剑或长刀的。一些赶马车的，拉人力车的……全很恐惧这红房子，称为“小衙门”，又叫黑屋子。如果一旦被抓了去，轻者打一顿嘴巴和耳光，重者灌凉水、煤油或辣椒水。
关于启蒙恩师赵荫棠——
他（赵荫棠）从不刻板教书，常带我去旧书摊淘书，教我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古文观止》。他说“读书要明理，做人要正直”，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正是他，让我爱上了文字，知道了文学的力量。长春的书、长春的人，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底气。
关于少年抗争与被开除——
教官无故打骂学生，我带头罢课，要求道歉。校长说我“聚众闹事，目无校规”，把我开除了。我不后悔，我只是不想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奴隶。那些年在长春看到的压迫与不公，早就在我心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做人不能弯腰，写字更不能弯腰。
关于长春城市记忆与怀乡之情——
长春是我的第二故乡。伊通河畔的炊烟、商埠地的旧书摊、街头的说书人，还有赵先生的教诲，都刻在了我的骨子里。这座城有过烟火气，也有过血与泪；有过温暖的启蒙，也有过残酷的压迫。我后来走了很多地方，写了很多文字，但长春的岁月，永远是我文学与人生的起点。
晚年萧军
长春也从未忘记这位赤子。他在《夜哨》副刊扶持过的文学青年，始终铭记他的提携；他的作品被收录进长春地方文学史，成为城市的精神瑰宝；如今长春的多家书店里，仍陈列着他的著作，读者翻阅间，总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热血与深情。
萧军非生于长春，却将八年青春与热血留在了这里，用一支笔为城市播撒抗日火种，为文脉延续注入力量。他的铁骨与赤诚，早已融入长春的城市肌理，这样一位以笔报国、以文铸魂的文人，当之无愧是值得世代铭记的“大先生”。（作者：张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