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之间，马年即将到来。而在古代东北亚的山林之间，高句丽马以其独特的身姿，见证了一个政权的兴衰，也留下了跨越千年的历史印记。这些马不仅是高句丽人的生产与战争伙伴，更在文献记载中承载着文化符号与政治寓意，成为解读古代东北民族文明的一把钥匙。
高句丽马最鲜明的特征，便是矮小健硕，善于登山。《三国志·高句丽传》与《梁书·高句骊传》均明确记载其“马皆小，便登山”，《魏书·高句丽传》进一步点明其马种为“果下马”，即古代著名的矮马品种，身高通常在三尺左右（约合现代一米上下）。这种体型特征并非缺陷，而是对高句丽地理环境的完美适配。高句丽核心疆域多为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的山地，高大的战马难以在崎岖山路中灵活穿行，而矮小的高句丽马却能踏险峰、穿密林，在高大的树林下行走自如，无论是日常狩猎、物资运输，还是战时机动，都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优势。
集安舞踊墓中骑马的墓主人像
文献中的高句丽马，既是实用的生产工具，也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资源。
《宋书·高句骊国传》记载，高句丽长寿王高琏在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遣使献“赭白马”，这种毛色赤白相间的名马，成为高句丽与南朝通好的信物，承载着藩属礼仪功能。到了元嘉十六年（439年），宋太祖计划北讨，下诏令高琏送马，高句丽一次性献上八百匹，足见其养马业的规模与马匹在军事中的重要地位。这些记载印证了高句丽马不仅满足本土需求，更通过朝贡、馈赠等方式，融入当时的中华政治格局。
集安舞踊墓中骑马的墓主人像
关于高句丽马，还有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起源故事。
《魏书·高句丽传》记载了高句丽开国君主朱蒙的养马往事：朱蒙在夫余国时，受命养马，他深谙马性，故意让骏马拉瘦、驽马养肥。夫余王误以为肥马更佳，便将瘦骏马赐予朱蒙，而这些瘦骏马后来成为朱蒙逃离夫余、建立高句丽的关键助力。文献中特别提到，高句丽“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将开国君主与马种起源绑定，既赋予了高句丽马神圣的象征意义，也暗示了这种矮马在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有趣的是，高句丽马还走进了民间童谣。《南齐书·高丽国传》记载东吴黄龙年间的童谣“行白者君追汝句骊马”，以“句骊马”为意象，折射出高句丽马在当时东吴社会认知中的存在感。这种文化层面的记录，与正史中关于马的实用记载相互补充，勾勒出高句丽马从王廷到民间、从现实到传说的完整形象。
集安三室墓中的铠马
除了文献记载，高句丽壁画墓中的图像遗存，更直观地还原了高句丽马的真实风貌与使用场景，成为文字史料的重要佐证。高句丽壁画墓集中分布于集安、平壤等地，其中集安舞俑墓、三室墓、长川一号墓等遗存中的马匹绘画，线条流畅、细节生动，完整呈现了马在高句丽社会的多元角色。这些壁画中的马，均呈现出“矮小健硕”的典型特征，身形紧凑、四肢短而有力，与文献中“果下马”“便登山”的记载高度吻合，印证了史料描述的真实性。
壁画中的马匹形象，依场景不同而各具特色。在狩猎场景中，高句丽马驮载猎手穿梭于山林之间，马匹姿态灵动，或疾驰追逐猎物，或稳步踏过险坡，尽显善登山的优势；在出行与礼仪场景中，马匹常被装饰以鞍鞯、辔头，部分高档鞍具还绘有纹饰，搭配侍从随行的画面，折射出马匹在贵族生活中的礼仪功能，与文献中朝贡名马的记载相互呼应。这些壁画不仅是艺术珍品，更以视觉化的方式，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细节空白，让高句丽马的形象更加立体鲜活。
长川一号墓中的骑马者形象
纵观历史文献和古墓壁画，高句丽马的形象始终围绕着“适配环境、功能多元、文化赋能”三大核心。它是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的结晶，是高句丽人适应山地生活的智慧体现；它既是生产资料、战争利器，也是对外媒介、文化符号，深度融入高句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这些散落在《三国志》《宋书》《魏书》等正史典籍中的记载，虽寥寥数语，却为我们还原了古代东北亚独特的畜牧文明景观，让这匹“踏山之马”的传奇，在千年后依然清晰可辨。
正史文献中关于高句丽马的相关记载：
①《三国志·高句丽传》：“其马皆小，便登山。”
②《宋书·高句骊国传》：“高句骊王高琏，晋安帝义熙九年（413），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琏每岁遣使。十六年（439），太祖欲北讨，诏琏送马，琏献马八百匹。”
③《南齐书·高丽国传》：“吴黄龙中童谣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骊马’”。
④《魏书·高句丽传》：“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
⑤《梁书·高句骊传》：“其马皆小，便登山。”
作者：孙炜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