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条边，又称柳墙或条子边。清朝初年，清朝皇帝将东北视为“龙兴重地”，实行“封禁”政策。从盛京至吉林以“插柳结绳”办法修建一道边墙，实施“封禁”。《扈从东巡日录》有“插柳结绳，以界蒙古”的记载，以“边墙”为界，内是清朝“龙兴重地”，外为蒙古游牧地——吉林西部广阔草原。18世纪70年代，汉族流民越过“边墙”来到这片草原上垦荒种地，始有汉语地名。
三百年岁月变迁，吉林西部蒙汉地名交错、相互嵌合，生动映射出两个民族在漫长岁月中交往交流交融的轨迹，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吉林西部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一
清朝初期，清廷对东北“龙兴重地”极为重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颁下谕旨：“盛京、吉林等处，乃我祖宗肇迹兴王之所”。盛京、吉林是清朝皇帝祖宗开创基业、君王兴起之地，更有人参、东珠、海东青等为清朝皇室所青睐。为防止关内流民越界进入“龙兴重地”，盗采人参、东珠等，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下旨对“龙兴重地”实施封禁，从盛京至吉林修建“边墙”。《柳边纪略》记载：“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这是清朝初期修建的一项宏大工程，从1638年开始，到1681年基本完成，历经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用时43年。
柳条边并非同一时期修建的统一工程，而是分为两条“老边”和一条“新边”分段建设。老边即“盛京边墙”，自清崇德三年（1638年）始建，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工，绵延近千里，沿辽河流域蜿蜒，南起凤凰城，北至威远堡，再折向西南连接长城。新边即“吉林边墙”，自清康熙九年（1670年）动工，十年后竣工，全长三百余里，自威远堡向北直抵吉林法特。三条边墙呈“人”字形布设，其交汇处在位于今辽宁省开原市城东镇杨堡村。因其位置在吉辽两省交界处附近，所以新边的绝大部分，基本上都在吉林省境内。
吉林省境内柳条新边分布示意图
两条老边和一条新边，将昔日的东北大地大体隔成了三大部分：“盛京边墙”之内为“边内”或称“边里”，反之则为“边外”。 《蒙古游牧记》记载：“郭尔罗斯部……东至永吉州界，南至盛京边墙，西及北皆至科尔沁界”。以“盛京边墙”为界，其北为郭尔罗斯部游牧地、郭尔罗斯部游牧地西部及北部为科尔沁部、札赉特部游牧地。包括今长春、德惠、九台部分、前郭、农安、长岭、乾安及白城市所辖县（市区）。“边外”蒙古游牧部落领地同样列入清朝“封禁”之列，严禁开垦。蒙古牧民在“边外”草原上，游牧迁徙，逐水草而居。自然地名出现在同时期史籍中，如查干淖尔、大布苏、纳蓝撒蓝等。
乾隆初年，已有关内流民私越柳条边进入草原零星垦荒；至18世纪七八十年代，越边垦荒行为日渐增多。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辅国公恭格喇布坦违禁擅自招募关内汉民越过“柳条边”，开垦（今长春、农安一带）草原荒地。此后，因招垦汉民，旗地陆续放垦，汉语地名陆续出现，如“长春堡”地名源于乾隆末年汉族移民所建屯落，为析置“长春厅”做了铺垫，这是“长春市”地名的起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洮儿河、嫩江流域相继放垦，1904年，设置洮南府，辖靖安、开通两县，又陆续设置安广县、大赉厅、镇东县、瞻榆县等。大量汉民的进入带来了农耕技术，促进了吉林西部由纯游牧经济向农牧结合经济的转变，汉语地名也随之出现，如双流、开化、大赉等。
二
蒙古语村落名产生于游牧生活，以“驻牧点”形式散落在茫茫草原上。札萨克王公在吉林西部设立了多个努图克（分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孙。努图克中牧民的“驻牧点”多使用蒙古语命名，这些“驻牧点”形成了后来的屯落，至今仍然使用着蒙古语村落名。不完全统计，吉林西部遗留下来并正在使用的蒙古语村落地名有1500余个。
1.以各种树木命名。吉林西部有很多以树木为地名的地方，如，通榆县开通镇二龙梭赫屯、镇赉县东屏镇二龙梭屯等，蒙古语意为“榆树毛子”，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是榆树毛子繁盛之所，在此驻牧的蒙古族牧民赋予了它们这一名称。
2.以禽兽命名。如大安市丰收镇丰收村所在地“布等召”，即为蒙古语屯名，意为“鹌鹑岗子”；镇赉县东屏镇查干村所在地查干吐莫屯，蒙古语地名，意为“白色的骆驼”。
晨牧莫莫格湿地 图虫创意
3.以山丘为名。蒙古牧民驻牧点多选在背风朝阳的地方，因此往往以山丘名命点驻牧点。如，镇赉县莫莫格蒙古族乡乌兰召屯，屯落附近有一条山岗，山岗上长满矮棵灌木欧李。秋天，山岗上欧李果呈现出深深的红色，驻牧在这里的蒙古族牧民因山岗是红色的，就将驻牧点命名为“乌兰召”，汉语意为“红色的山岗”。
4.以草原和植被命名的。蒙古语称草原为“塔拉”，如前郭县的乌兰塔拉、白城市洮北区岱钦塔拉等。洮南市福顺乡德拉森昭屯，是以长满德拉苏草的岗子命名的，蒙古语称为“德拉森昭”；洮北区金祥乡的乌兰巴达屯，是以盛产红高粱命名的，蒙古语称为“乌兰巴达”，汉语意为“红米”。
5.以水命名。蒙古牧民总是选择水丰草盛的地方驻牧，驻牧点常以江河、湖泊命名，如：洮北区查干套海、洮南市白音套海，汉语意为“白色的河湾”“富贵的河湾”；洮南市敖高勒基，汉语意为“水草丰美”之意等。
6.以庙名命名。清朝时期，乾隆皇帝敕谕，“每个努图克建一座寺庙”。吉林西部建立了很多喇嘛庙，如，崇化禧宁寺（阿拉街庙）、七台庙、谢太庙、莲花图庙等。蒙古牧民游牧到喇嘛庙附近驻牧，往往以喇嘛庙给自己的驻牧点命名。如，通榆县“七台庙”屯、“谢太庙”屯；洮南市“茂好庙”屯等，都是以庙名作为屯名，一直沿用至今。
7.以人名命名。吉林西部有很多以蒙古族人名命名的村落。如，通榆县瞻榆镇的甸德尔营子屯，因蒙古族人甸德尔在此驻牧而命名。
这些蒙古语地名的出现和使用，充分体现出蒙古族牧民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文化心理。
不同于蒙古语地名，吉林西部的汉语地名多源于农耕。关内移民到吉林西部垦荒，常常在蒙古牧民驻牧点附近搭建窝棚、开荒种地，久而久之，以点为屯。如，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镇的新平村，原村名是蒙古语“太平讷”，取自一个名称“太平讷”的牧民，因其在此驻牧，便将驻牧点取名“太平讷”，后随移民增多，太平讷举家迁徙，50年代“太平讷”改称新平村。也有以移民姓氏为村名的，《奉天省靖安县志》记载：“放荒后，陆续迁来民人均于自治荒段内盖房居住，即以姓氏为其窝棚称，零星散处”。移民在其租地内建房居住，聚成村落，如张家堡，李家窝棚、王家营子、李家铺等。还有以人名为村落名的，如张鸣九屯、张连科屯等。
汉语地名反映出“男耕女织”“敬天法祖”等农耕文明价值观，使地名成为吉林西部农耕文化的活态档案。
《洮南县志》中的蒙汉地名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融发展中，蒙古语地名和汉语相互嵌合、连接使用。前郭县的查干湖，是蒙古语“查干”和汉语“湖”相互嵌合在一起使用；洮儿河亦如此，蒙古语是“洮儿高勒”，汉语是洮儿河，“洮儿”与“河”连接使用。又如，大安市月亮泡，蒙古语称为“纳蓝撒蓝”，后加汉语“池”字，现在则名为“月亮泡”等。
三
地名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标识，更是历史记忆与文化交融的载体，承载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密码。
吉林西部，历史上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前沿地带。清朝实施移民实边与垦荒开发，传统牧区逐渐演变为蒙汉杂居的农牧交错带，这一历史进程在地名体系中留下清晰印记。从“查干”到“塔虎”，从“莫莫格”到“包拉温都”，每一个音节背后，都镌刻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交汇与深度融合。
蒙汉地名并存，不仅成为蒙汉民族共同认知，也无声诉说着生活习俗的包容、居址互嵌的默契、生产互助的担当与文化互鉴的情感。
《洮南市地名志》
《开通县志》记载：“今将辖境内作八社，每社练巡警兵十二名或十六名不等。蒙汉人兼用之，散则为农，聚则为兵，不收巡饷。平日守望相助，无论何社有警，八社合力抵御。现在地方尚称安谧。”“守望相助”作为新时代民族关系的核心内涵，强调各民族在守护家园、谋划发展与互助协作中形成命运共同体。吉林西部蒙汉地名共存，正是这一理念的地理投射。
回望吉林西部这片土地，地名如同一串串珍珠，串联起蒙汉民族从陌生到熟悉、从并存到融合的历史长河。从“包拉温都”的色彩到“塔虎”的鱼香，从游牧的辽阔到农耕的厚重，这片土地用它的方式告诉世界：地名，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流淌在岁月里的日常——温暖、鲜活，写满了守望相助。（作者：吴澍）
参考资料
1.《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卷之一千十
2.《洮南县志》（民国）张堪 王翼廷
3.《奉天省靖安县志》（民国）朱佩兰
4.《柳边纪略》（清）杨宾
5.《扈从东巡日录》（清）高士奇
6.《清史稿》志三十二地理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