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德惠的“鳇鱼岛”不远，有一块石碑静静伫立。它，就是著名的“贡江碑”，吉林贡鱼史最为珍贵的实物佐证之一。
今日的贡江碑
在清初，清政府便对东北实施封禁，使得此后二百余年间，东北的广阔山河成为封闭的禁地。柳条边内，成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采贡的地盘。不过，乾隆二十六年起，因边内的江鱼日益稀少，柳条边外，原为蒙古王公地盘上的一段江面，也被划入“贡江”范围。由于当时的东北人烟稀少，至此百年间，一直没有太多的纷扰。
转折发生在清朝中后期：在外患的压力之下，朝廷内移民实边呼声日高，大批移民涌入东北，蒙古王公的领地也开始放荒招垦。在此背景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与郭尔罗斯王公为在此地捕鱼和垦荒之事引发争执纠纷，为了平息争执，光绪年间，吉林将军衙门遂派员核同勘丈，划定各方区界，弥平争执，重归和睦。事毕，铭立此碑，详记前后因由和打牲乌拉捕鱼晾网与蒙古王公招佃开垦之界。
如今，这座石碑依然坐落在德惠市朝阳乡朱家坨子松花江畔，记录着那段历史。
这座石碑通高3.10米，由碑首、碑身、碑座构成，其中碑身高1.72米，宽0.73米、厚0.20米，为汉白玉材质。碑额的两面，在云纹与浪花间雕有二龙戏珠图样，正面刻有“铭刻万代”，背面铭刻“铁案千秋”。碑身的两面，分别用汉字、满文，记载了立碑的由来。
今日的贡江碑
作为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牲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这座石碑无疑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学术价值。
不过，这块珍贵的石碑，曾经饱经磨难。
六七十年代，石碑曾被人们一分为三，碑额被搬到场院，用来压生产队的打稻机；碑身则被垫在生产队队部门前的路上，很多人用它来磨锄头、铁锨；碑座则被搬到牲口圈中……直至1982年，在时任德惠水利局副局长尹成禄的奔走之下，这方石碑终于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得以重新立在这片土地上。
此时，贡江碑的碑文大部分已经斑驳模糊。所幸编纂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完整收录了碑文的原文，让我们得以一窥那段曲折的历史——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为恪守封疆，勒诸贞珉事。窃胙土而崇国体，任倚屏藩分疆而睦邻封，谊联唇齿，此国家之成宪可鉴，边陲之经界綦严也。溯查本衙门设网捕鱼，每岁冬间，本总管奏明出边，督率官弁兵丁等，采捕鲟鳇鱼，并五色杂鲜，挂冰运署，报明将军会衔，分二次呈进。恭祭坛庙之要贡，委非内庭口味可比。
嗣因边里人烟稠密，水浅鱼稀，前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经本省将军奏明，由边外起，南至松花江上掌，下至红石砑子、石子滩等止，其间沿江均为捕贡晾网之区。由望坡山以下，老江身分出一岔，名曰巴彦河。河西原设鱼圈一处，鱼营二所，派员看守。唯因埋栅鱼圈需费甚巨，即令看圈官丁，在江干佐近旷地留养。条枝高大者，作栅圈障杆；细小者，为看营柴薪。按年派员上下川查，严禁私捕，侵占地址，为此办理，百有余年。敬谨奉行，委无异说。无如愚氓窥伺通场为沃土，觊觎条甸为利薮，从未歇心，迭有案据。兹遵郭尔罗斯公报请本省将军，请将巴彦河附近通场撤回，招佃输租。当经省派委员协领全福、乌拉翼领富庆、会同蒙古二品顶戴花翎梅楞吉祥等会勘，将巴彦河东岸两岔分派之间，俗名巴彦通，此通以北连脉，又名黄花岗、浅碟子、鲇鱼通等处拨给蒙古公经营，并巴彦河西岸鱼营荒甸一段，自西南第二封堆起，斜东北长七里余，由中分界，南归蒙公，北归乌署，各得一半。其巴彦河西五里通、张家湾、一捉毛、老牛圈，并鱼圈后花园通及杨家湾等处，拨给乌拉，永为捕贡之区。至于家套，仍断归登伊勒哲库站经理，与北公输租，如是拟办，均以乐从等情，绘图禀请爵帅将军希（元）批示，著照所议办理。是以于十三年（1887）四月间经本衙门署总管富庆会同蒙员吉祥，分定界址，永绝葛藤。旋蒙郭尔罗斯公来咨并函内云：除归蒙公之巴彦通业已招佃开垦输租外，其拨给乌拉附圈左右南荒场，亦令其自行招佃开垦，所收租赋津贴鱼务，以补撤出作养条场之资，永无争竞，等因遵此，足澂公爷上崇国贡，下便民生，鸿恩远沛，乌郡难名，诚恐年湮代远，罔识遵行，故勒铭永志，以清蒙乌之接界而杜永远之争端，永垂不朽云尔。
这些记录，不仅记录了这次纷争的由来，也清晰还原了清代冬季采鱼挂冰押运、分层进贡的完整流程，见证了清代吉林大地渔猎文明、农垦文明共生发展的历史脉络。
碑文中有关鳇鱼的记载
然而，由于长期的捕捞、环境的变化，以及各类水利设施的修建，如今在松花江的中上游，这种煊赫一时的鱼类已经难觅踪影。
不过，史书诗词里的那些生动描述，鳇鱼圈残存的弧形地貌，贡江碑上仍可辨别的铭文……这些散落吉林大地的遗迹与文献，依然可以共同勾勒出清代鳇鱼贡完整的历史图景。
这些绵长悠远的记忆，记录着渔猎与农垦的碰撞交融，诉说着东北大地厚重的过往。
江水不息，文脉流传，这段尘封的传奇，依旧等待人们不断品读、不断回望……
中国吉林网 吉刻新闻记者 郭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