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林集安市区，静静矗立着国内城遗址，它是高句丽最重要、也是沿用时间最久的王城之一。许多初次接触这个地名的人，很容易依照现代汉语的语感望文生义，把“国内”理解成和“国外”相对的现代概念，这是研读高句丽历史首先需要破除的误解。“国内”并不是汉语里“国土之内”的意思，它源自高句丽古地名的汉文译写。关于这个名称的语源，学界至今仍在研讨，主要形成两种代表性看法：一部分学者主张，“国内”是高句丽桂娄部“桂娄”一词的音转；另有学者依托汉魏郡县史料，认为该名称源自汉代“不耐县”（也写作“不而县”）的地名转写。两种观点各有文献与音韵学依据，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但可以确定，该地名的本义和现代语义中的“国内、域外”没有任何关联。
国内城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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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高句丽琉璃明王将都城迁至国内城，直至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年）长寿王再次迁都，在长达四百二十五年的岁月里，国内城长期作为高句丽的核心王城，和北面的丸都山城配套使用，形成平原城与山城相互依托，平时居平原、战时入山城的独特王城格局，两座城池互为补充，国内城为日常政治生活中心，丸都山城主要承担战时防御功能，共同构成高句丽极具代表性的王城制度范例。
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背景是，国内城营建在汉代郡县的旧基之上，城池所处区域本就在汉朝郡县管辖体系之中。这一史实说明，高句丽从诞生开始就处在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框架之内，是中原王朝统辖之下的中国东北古代边疆政权。
国内城南城墙东段
国内城城址平面大致呈方形，考古实测城垣周长约2741米。我们今天所见的四面城墙，保存状态各不相同。东墙残段断续分布，墙体受后世城镇建设扰动较多，原有城垣轮廓尚可辨识，但大部分墙面上部已经经过后世改造，原始面貌残缺；北墙依托地势修建，残存墙体段落较多，保留了较多古代城垣的夯筑、石砌特征，是观察高句丽城垣构筑工艺的重要区段；南墙紧贴现代城区道路，损毁相对严重，仅有少量基址埋于地表之下，地上可见的原生墙体不多；西墙是四面城墙里保存最好的一段，墙体石砌结构清晰，最为难得的是，西墙还保留有高句丽时期修建的石砌排水口。这套排水设施规划精巧，和城墙一体修建，兼顾城防安全与城内排水需求，足以想见当年这座王城规划严谨、规模恢宏，城市建设已经具备很高的工程水平。
国内城南城墙西段
需要厘清的是，如今我们看到的地上墙体，并非全部都是高句丽时期原筑墙体。清末民初集安建县前后，当地曾依托古城原有墙基，对国内城城墙进行过翻修、补筑，很多墙段的上部石块是这一时期重新垒砌的。但考古勘探证实，整座城的基础城基、地下夯石基槽，仍然是高句丽时代原有的地基，城址的位置、范围、基础格局，仍沿用自高句丽。也就是说，后世的修缮是在古城原有根基之上开展的，城址本体的历史核心，依旧属于高句丽时期。
民国时期的国内城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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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古籍的时候，还有一处极易产生的认知误区，就是对古文中“平壤”一名的理解。今天大众一提到平壤，第一反应便是朝鲜半岛大同江畔的平壤城。但在古代，“平壤”一开始并不是专属地名，而是一类地理描述，本义指地势平缓的原野、平地。辽东的襄平，也就是今天的辽阳，便是较早使用这一称谓的城邑，所谓“襄平”者，即“平壤”也。在高句丽向南掌控大同江流域之前，早期史籍里反复出现的“平壤”，并不全部指向后世大同江畔的平壤城。
有部分学者结合地望、年代与史料比对后提出推论，高句丽南迁之前部分记载里的“平壤”，所指有可能就是国内城。如果不明白“平壤”本是泛称，直接以后世固定地名去解读早期史料，就很容易出现空间方位上的误判，混淆高句丽不同阶段的活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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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城的价值，远不止一座古城遗址那么简单。它坐落在汉代郡县故地之上，四百余年作为高句丽统治中心，历代高句丽王在此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和中原保持持续不断的朝贡、往来、文化交流。城址出土的瓦当、建筑构件，处处可见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汉字、中原式建筑工艺、礼制习俗在这里落地生根，同时又融合本地特色，形成独有的文化面貌。
国内城南门遗址标识牌
这座古城，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漫长历程的实物见证。读懂国内城，首先要放下用现代汉语字面解读古地名的习惯，跳出简单的字面联想，回到汉代以来东北的郡县治理体系当中去理解它的历史脉络。它以坚实的石墙、古老的排水设施、层层叠压的城基告诉我们：高句丽不是域外文明，而是兴起于我国东北、受中原王朝统辖的古代边疆政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长河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国内城静静矗立在鸭绿江畔，跨越千年，向今人诉说着东北边疆与中原紧密相连的悠久过往。（作者：孙炜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