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安市博物馆的文物展陈里,有一件器物,一端铸有人形造型,另一端为长条形辖板。这件器物,人们习惯称之为“人形车辖”。
这件藏品出土于集安禹山墓区的高句丽墓葬,为国家一级文物。普通观众从它面前走过,往往不会停留三秒钟。可如果把中国南北几家博物馆里的同类器物摆到一起,这件小东西就不再普通了:它如同一枚脚印,清晰印证了中原、西北与东北古代各区域之间文明交流互鉴的脉络。

展陈的人形车辖
01
器具车辖:马车上那根不能丢的销子
先说清楚它是做什么的。
中国古代的马车是双轮,车轴横贯两轮之间。车轮套在轴的末端,为了防止车轮向外脱出,轴上要先套一件圆筒形的“軎”(wèi),軎与轴上各开一个销孔,再把一根销子横插进去,这根销子就叫“辖”。辖长不过一掌,却是全车的关键,一旦脱落,车轮便会在行进中飞出,车毁人伤。汉语里“管辖”“直辖”的“辖”字,正是从这个部件引申来的。

古代马车马具名称示意图
正因为位置要紧、又不能不看,中原工匠很早就在辖首上做起了文章。商代晚期至西周,车马器多铸成兽首;到西周早中期,出现了把辖首直接铸成人形的做法。车辖从此不再只是一件零件,而成了一件立在车轴两端、供人观赏的微型雕塑。
02
物出集安:边疆匠人的再创造
集安博物馆展出的这一对“人形车辖”出土于禹山墓区2110号墓,《集安县文物志》认为它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也有人认为其应该是高句丽人自己制作而成,在禹山墓区43号墓(临江墓)也出土过一件。但无论这件器物是由中原传入,还是高句丽本土工匠铸造,均出土于高句丽王陵级墓葬内。《三国志·高句丽传》载,高句丽人有“厚葬”的习俗,“金银财币,尽于送死”,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常随葬墓中。从多件人形车辖出土于高句丽王陵级墓葬,可推测这类器物是高句丽贵族生前珍爱之物。集安博物馆展陈的人形车辖辖板修长,一端作圆雕人形:头顶束髻,面部轮廓简括,眼、鼻、口只以寥寥数刀交代;身躯则俯伏在辖板之上。铜质早已氧化成青绿色,细部被锈蚀磨圆,但那个人俯身贴附的姿态仍然看得出来。
这件器物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像”又不完全“像”。中原的人形车辖,人像大多跽坐直立,冠带齐整,一副端端正正被安置在车上的模样;集安这一件,人像身体与长条形的辖板几乎融为一体。同样的构思,不同的处理,制作的匠人秉持“以人饰辖”的观念,又按自己的眼光重新安排了人的姿态。

高句丽铜人形车辖(集安禹山墓区出土,集安市博物馆藏)
03
洛阳源头:西周的人形铜车辖
追溯人形车辖形制的源头,要回到洛阳。20世纪60年代,洛阳北窑庞家沟的西周墓葬中就出土了一件人形铜车辖,高约22.5厘米,现藏洛阳博物馆,是同类器物中年代最早、细节最完整的一件。
它的做法很讲究。人形跽(jì)坐,头梳高髻,上覆镂孔冠,冠带系于颌下;身穿宽边右衽上衣,腰系宽带,带前下垂;背后连着一块方板,板上铸兽面纹,插入车軎之后恰好充当轴饰;腿下一块竖板,开长方形孔,正是插入销孔的部分。一件车器,同时兼作装饰与结构件,构思相当巧妙。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像的神态。它头大体小、腰细,双眼深凹,鼻头肥大,嘴角前凸,目光呆滞,一副疲乏愁苦的样子。研究者一般认为,这表现的是地位低微的仆从形象。把这样一个形象铸在车轴上、压在车轮之下,本身就折射出西周社会等级秩序之森严;而它写实的衣冠样式,又为今天还原西周服饰留下了难得的样本。从工艺上看,这件车辖也透露了当时铸铜作坊的水平。通体线条清晰,人像比例虽有夸张,衣纹却清晰不乱。车辖本是消耗性的小件,尚肯如此花费心思,可见西周青铜手工业的分工与技艺已相当成熟。

西周人形铜车辖(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出土,洛阳博物馆藏)
04
中间一环:夫余的人面车辖
从洛阳向东北,中间还隔着一段路。在这段路上留下物证的,就是夫余。
吉林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汉夫余人面铜车辖”,出土于吉林地区。器物为人面造型,青铜质地,头顶有圆柱形发髻,长脸圆润,杏眼外凸,高鼻阔额,阔口招风耳,颈部修长,线条流畅。与中原的人形车辖相比,它更简约,也更形象,只保留了面部,把身体全部省略,几乎成了一个符号。夫余与高句丽地域相邻、交往密切,同处于东北中部的文化圈中。人面车辖出现在这里,说明以人面装饰车辖的做法已经越出中原,在东北落地生根,并被改造成更抽象、更符号化的样式。它正好卡在洛阳与集安之间,源头在中原,变形在东北,夫余正是传播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汉代夫余人面铜车辖(吉林地区出土,吉林市博物馆藏)
05
遥远西端:马家塬的车軎与车辖
再把视线拉向西北。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是一处战国晚期的西戎贵族墓地,出土了大量装饰华美的马车。其中一座墓中出土的铜车軎及车辖,器身呈筒状,末端收棱两道成锥体,前段入毂(gŭ),侧面开圆形楔孔,表面镀锡,留有打磨痕迹,制作规整。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件出自西戎墓葬的车器,形制与中原同时期的车軎车辖几乎没有差别。这一发现说明,至迟战国晚期,中原至西北广大区域内,车马器的结构、装配范式已经高度趋同。同类器物形制的广泛通行,依托于各区域间密切的交往联系、稳定的交通通道与共通的车马礼俗。
这条线后来继续向东延伸。中原的车制、车器、车礼,经辽东传入东北,被夫余、高句丽接续使用,并在当地生出新的样式。器物流转的轨迹,正是古代人群交往、文化交融的实证。

战国铜车軎及车辖(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
06
以物证史:主干与分枝
把上述这几件车辖器物按地理摆开,一条路线就清楚了,洛阳是源头,马家塬是向西伸出的一枝,夫余与集安是向东伸出的一枝。它们年代有先后、地域有远近、造型有变化,但文化传承脉络未曾中断。
高句丽出土的“人形车辖”因此不只是一件好看的小铜器。它的器形、功能、装配方式来自中原车制;它以人饰辖的构思来自中原的审美与礼俗;它的人像姿态又出自本地匠人的取舍。技术是学来的,制度是接过来的,样式是自己改的,三者合在一起,才是一件完整的器物。
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边疆区域文化发展的典型样貌:中原是文明主脉,各地衍生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分支。高句丽的车马制度、城址营建、壁画艺术、乐舞文化,都是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发展起来的,地域特色鲜明,同属中华文明体系。以物证史,我们看到的不是相互隔绝的文化单元,而是中华文明内部不断交融、紧密联结的整体。
下次在博物馆遇见这件一掌长短的铜质车辖,不妨多驻足片刻。这件静默千年的文物,为我们留存下跨越数千里的文明交融印记。(作者:孙炜冉)
中国吉林网 吉刻新闻 原创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