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陈忠实
陈忠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康家小院》，散文集《告别白鸽》，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等。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自1992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2013年2月25日，陈忠实先生在陕西西安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白鹿原》出版以来，持续受到读者的喜爱，就您掌握的情况，现在有没有一个包括外文版在内的发行数的准确统计？
陈忠实：《白鹿原》具体发行了多少本，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几种版本一直都在发行。电影《白鹿原》上映，又一下子发行了六七十万册。去年人民文学举行了《白鹿原》出版2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说，这个小说从1992年出版到2012年，一开始就热销，后来持续每年各种版本发行十多万册，这在当代文学中是很少的。我自己也很惊讶。20年，两三代人啦，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
《白鹿原》最早翻译成日语，然后是越南语，去年是法语。英语的翻译来谈得很多，但有一个问题卡住了。法文版签合同时，他们出版社的总编提出还要代理其他语种，还有德语、西班牙语等，他们号称法国第二大出版社，和各国出版社都有往来，对其他语言的翻译出版有好处。我就直接签合同了。所以，现在各种语言要翻译，我都不能谈了，得和法国出版社的代理商谈。
记者：雷达先生在《废墟上的精魂》一文中，认为《白鹿原》正面观照了中华文化精神和文化养育的人格，从而探究民族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是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次飞跃。您是什么时候产生这种浓郁的文化意识的？是什么样的契机和动力促使您要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对传统社会做一个史诗性的观察和描述？
陈忠实：应该说，就是创作《蓝袍先生》引发的。在《蓝袍先生》之前，我主要是写当代农村生活的变革，写农村实行责任制之后的思想、家庭、人际关系的演变。我发表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写到了现代生活潮流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撞击，但是文化的意识并不明确。到《蓝袍先生》，这个意识就较为明确了，我就是要写一个人的精神裂变，写精神裂变过程中的社会和人的命运。正是因为这个中篇触及到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我才感到这是个深不可测的一个大的人物活动的背景。后来就开始关注那一段历史，就是1949年以前，从封建社会解体到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我们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潮的关系问题。
记者：如果说您之前的创作，重心都集中在单个人物的刻划上，到了《白鹿原》面对的是受到类似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的人物群体，这个挑战是很大的。
陈忠实：我从来以为我对农村是最了解的，因为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前后几十年。我不像柳青，他挂职县委副书记去深入生活，实际上就是深入我这样的生活，我本身就是这种生活的人，我的这种体验是最直接的。但是写1949年以前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种不自信。对1949年之前太不了解了，尽管有些感性经验，但那是很幼小的生活记忆，所以我就渴望了解这块土地的昨天。
当时我还有一个逆反心理。我本来对寻根文学很感兴趣，但是后来看到几个人写的东西都是写荒山野岭、荒无人烟的地方，写小土匪，小酒店发生的怪事情，我就感觉到，寻根寻到最末梢去了，这个不好，应该寻民族文化的根，民族文化的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城市或者古镇，因为一个城市或古镇，是一个地方工业、商业包括文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民族文化的根应在这里，而不在荒山野岭。
有了以上这几种因素，我就开始全面了解白鹿原。白鹿原只是一个具体的小原，实际上西安周围的几个县都有原。先开始查县志，西安周围三个县长安、蓝田，还有已经消失的最古老的咸宁县的县志（辛亥革命后和长安县合并）。一边不停地查，一边一笔一笔抄，抄了厚厚一本子。我还搜集了后来很多人写的革命回忆录。蓝田这个地方的山里头有过一个红军的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红十五军都呆过，出了很多革命家，一个小小的蓝田县，解放后光部长级、军级干部就四五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1926年白鹿原上的一个镇就建了党支部。我感慨，过去光知道瑞金是红区，延安是红区，从来没有想到我生活的白鹿原上也是最早闹过革命的地方，我就有一种震撼的感觉。这些回忆录给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好多事件后来都写到小说中了，当然都化成我的人物了。
我想西安周围农村的变化和西安和全国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所以我读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我想把关中的事件和大的背景联接融合起来，那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至于到原上，到民间去找村子里的，包括我们村的那些老人聊天、调查，那就多啦。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物情节就开始冒出来了，大概有两年的酝酿，人物关系和结构就浮出水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