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鹿原》剧照
记者：后来在创作《白鹿原》的时候，您是从白嘉轩娶七房女人的描写开始的。小说发表的当时很有争议。上世纪90年代末，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提出 “身体叙事学”“身体文化学”“身体社会学”，回头再看，《白鹿原》当初从这个角度入手开启作品，是很深刻的。我甚至觉得这是整个作品的一个具有很大文化隐喻功能的结构性安排。
陈忠实：对我来说，当时没有太复杂的考虑，很简单，在白嘉轩这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具体的人身上，他父亲去世使他遭遇了家庭灾难，尽管事前事后他开始承继族长。但纯粹说他的家庭灾难，意义不是很大，这个灾难可以集中体现在连续死几个女人这个事情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白嘉轩这样的一个人看来，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在封建社会的乡村，妇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当时社会中是怎样一个存在形态？写了那么好几个女人，各有各的不幸，连白嘉轩自己也丧气，说要不要再缓一段，他妈说：女人就是糊窗户的纸，破了烂了，再糊一层。女人心目中的女人就是一张破纸！演绎几个女人的形象，就是要让白嘉轩的母亲说出这个话来，就是要告诉读者，在封建社会里头，女人的社会生存是什么形态。这是一层意义。
还有一层更切近的意义就是，在封建社会，对一个家庭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绝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权社会你没有儿子继承，你就是有万贯家财，死了以后没人继承，就变成别人的了，就旁落了，你还有什么心思去积累财产？所以对男人来说，最大的人生恐惧就是绝后，所以必须要有人继承，他才有再生产的劲头，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核心的社会理念，是宗法社会的关键支柱。
所以，是人物的精神心理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开头。我没有想到其他的开头方式。而且，一旦完成这样一个对人物心理特点的塑造，我就再也没有写白嘉轩和他后来的夫人怎么样。
记者：您在讲文化视角的时候，用的更多的是“传统文化”，没有用“儒家文化”这个词。关于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作为一个作家，您在自己的作品里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呈现，可否谈谈您的看法？
陈忠实：传统文化主要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宋代出现了学派林立的现象。其中张载以关中为基地讲学育人，号称“关学”，历宋元至明清以后，“关学”已经深入八百里秦川的文化心理。为了创作《白鹿原》，我查县志，看到了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所制定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我大为震动。这个乡约，用来指导乡民做人、做事、处世，是关中人精神心理上的一个纲领似的东西。《吕氏乡约》在这块土地诞生，后来传播到南北各地，成为明清乡村治理的精神纲领。《吕氏乡约》的作者就是关中大儒张载的嫡传弟子、号称“蓝田四吕” 的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兄弟。
我当时就想，刚解放后的50年代初，各级政府要给每个农民家庭订立爱国条约，在关中农村，每个家庭的门楼旁边，没有门楼也要在房子的墙上用白灰抹出一块来，让有文化的人写5条爱国条约，比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劳勇敢什么的，家家都有。你看，宋代的儒家给农民定下乡约，那个内涵要比我们的简单的5条要丰厚的多，而且很具体，容易教化民众，所以这个乡约就成为我理解那个时代原上人精神心理结构的纲领性的东西。
我并不研究儒家，我的作品也主要不是评价儒家，我主要是关注我们民族的精神历程。封建社会解体，辛亥革命完成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乡村是怎样影响着、制约着人们的精神心理，这些乡村的乡绅和村民的心理是怎样构架的？当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在生活中发生的时候，这些以传统文化为心理结构的各种人，发生了怎样的精神迁移或者裂变？不仅是大的社会运动的内容，更深层的是人的心理结构被打乱，甚至被打散。我是写这个的。实际上不要说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民众的精神心理上，仍然没有完全解构完那些传统思想。不管是传统文化中美好的，还是腐朽的东西，都仍然在支撑着中国人的心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