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散文集
记者：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的价值缺失和紊乱问题凸现出来，社会上不断有人呼吁重建传统文化、回归传统文化。对此你是怎样认识的？
陈忠实：儒家文化的命运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我的理解，“五四”主要是否定这个东西。解放以后，一味要接受新思想，我们整个文化系统都是厚今薄古，发展到后来就是全面批判儒家，尤其是“林彪事件”发生后，把孔子都不叫孔子，叫“孔老二”了。从学校到家庭教育，传统文化几乎都断裂了。“文革”期间，那种残酷的批斗，把我们文化中美德的东西几乎全部毁掉了，真是惨不忍睹。这种摧残可以说比战争还厉害，战争主要是物质上的，死很多人，但对活着的人没多大影响，可是“文革”对活着的人进行精神上的打击和折磨，后患无穷。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在“文革”期间也受到破坏。新时期一开始以经济为中心，大家很自然就被商业利益驱使，很多干部贪污腐败，数量之大，不可思议。我确实也看到很多人提倡传统文化的东西，但这个构建相当困难。
杨晓华：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在语言上都格外追求创新，您对自己的文学语言也是下过很大功夫，有着高度自觉的，这种思维习惯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陈忠实：这有一个发展过程。我小时候看的第一篇小说就是赵树理的。看完后，我也开始在作业本上写小说，我看赵树理那些人物都有外号，就也给我的每个人物起个外号。后来，柳青的《创业史》，开始在报上连载，我当时在初中三年级，认为柳青把关中的语言提炼到了最迷人的程度，所以一下子又很崇尚柳青的语言，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意识到一个作家必须在包括语言在内的整个创作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大树底下不长苗”，大树的叶子把阳光都遮住了。在这种个性化语言的形成中，鲁迅对我启发很大。作家不可能用一种语言去写他的所有生活体验，他必须根据他体验到的内容和人物，作品人物的气质独特性，决定选择什么样的语言。鲁迅写阿Q的语言不可能用来写祥林嫂。作家语言的决定因素是人的精神气质。作家必须找到适宜于他要表现的那个人物的精神气质的一种语言。这应该是语言创造最生动的东西。
《白鹿原》的写作过程中，对语言我也是下了功夫的。比如，描述性和叙述性语言的取舍问题。描述性语言容易把作品写长，叙述语言凝结性比较强。不管写人写事情，如果用描述性语言写，需要100字，如果用叙述语言可能一句话就形象化地叙述出来了，这是我选择《白鹿原》语言方式的最要害之处。用白描语言去写，《白鹿原》起码要写两部，91年、92年，中国文学开始冷下来了，如果有两三部那么长，读者读起来容易厌倦。所以我就想通过各种途径压缩篇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用叙述语言。为此，在写小说之前，我还写过两三个短篇，纯粹用叙述语言，其中一篇，从开篇一直到完1万多字，只有两三句对话。叙述语言难度更大，如果功夫不过硬，不能做生动形象的叙述，那就干巴巴的，味同嚼蜡了。（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