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4月14日,贾平凹的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而《极花》表面讲诉的是妇女被拐卖的故事,实际上却是呼吁社会关注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此后,贾平凹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这个女人的人千刀万剐。但是,如果农村人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此言一出,引起热议。
贾平凹在新书《极花》发布会上(网络图片)
《极花》的功用有什么?它如同招魂:用对过时悲剧假装深情的铺陈,刺激读者,以求关注和治疗男性失败的焦虑。
“抵制他并且打一星,谢谢。”这是豆瓣上给贾平凹小说《极花》的一则短评。在我看来,《极花》招致批评,是因为它从看似“理解之同情”的角度,为拐卖妇女辩护。我不是妄自揣测,证据其实还蛮确凿的,贾平凹自己在采访中说了:“……(拐卖)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那么,难道为了保证村庄不消失,为了不让作家犯乡愁,侵犯妇女人权就有理了?这显然说不过去。
贾平凹应该很清楚这部小说是一定程度在做现实介入。可他的农村性别属男,充满失败的大男人气,他对农村凋敝的痛心,是对男性失败的固执守护。他以男人的视角察觉村庄凋敝与性别权力架构因女性逃离而被抽空有关,于是希望将女性回填到架构当中,乃可权力永续。在《极花》的结尾,他让女主人公胡蝶在梦里恍惚从未被解救、又回到被拐的村子,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设置其实是一种对女性逃离的诅咒:她们不应该有其他路可走。
事实上,对底层男性的婚姻挤压一直都存在,今天这问题的新症候在于,女性向城市的流动导致农村男性失婚更普遍。那么,男性这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提问远不能就此联系到拐卖有理。确实貌似至今没什么真正的答案出现。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这个提问的设定是,男人不动,社区与家庭父权、婚姻与家庭制度不动,对女人生养照顾的责任要求不动。
那么在一个已然不同的年代,有些男性负隅顽抗确实没办法得到出路。拒绝改变的男人及他们所主持的权力秩序,面对着已经改变和不再从属的女人,不再相互匹配和谐,这是当今种种性别冲突背后共同的深层矛盾。若只站在男人一边却自称忧思社会与国家,那就是拉偏架;如果有话语权者公然这样做,对他们强烈反感的表达也是一种纠偏。而且,仅有的解决性别冲突的机会,只能在向前看、放下权力、承认平权的前提下寻求,否则只有兜圈子和加深矛盾而已。
不巧的是,《极花》正出现在许多人对拐卖妇女的愤慨积蓄的时候,难免犯众怒。但是,坦率地说,这种愤慨其实是马后炮,正如《极花》讲述的是过时的故事。欺骗及绑架完全无知无辜的女性,继而出售、禁锢、强奸,这一系列恐怖而丑恶的情节,在今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已经没有多少实施空间。没错,被破获的拐卖妇女案的数量仍在增长,但是,这统计是将各种目的的拐卖、跨国与国内拐卖放在一起的,并不能反映以婚姻为目的的国内拐卖现象。跨境人口贩运的增长有很多曝光,显示农村失婚男性正在找到新的替代性的“出路”,即全球性的不平等配置舒缓了本国内的性别冲突——东南亚国家的妇女代胡蝶来做更廉价和易掌控的受害者了。
那么这时候,《极花》的功用还有什么?它如同招魂:用对过时悲剧假装深情的铺陈,刺激读者,以求关注和治疗作者长期抱有的对男性失败的焦虑。从这个角度说,这部小说作为现实介入,是不是不怎么道德的?(吕频)
延伸阅读: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充斥着满满的乡土乡情。《极花》取材于一位老乡女儿的真实经历,以被拐卖女子胡蝶的口吻展开自述,着眼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以及城市不断壮大的同时,农村迅速凋敝,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冲击力。这个题材“雪藏”了整整十年,贾平凹从未跟人提及:“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了数百页的文字后却再也写不下去。直到前两年跑过农村的好多个地方,才获得了想要有的写作感觉。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详细】
小说描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贾平凹笔下的胡蝶,不甘于重复父辈的生活,急于摆脱农村的一切,梦想成为城里人,小说以“全息体验的方式”叙述胡蝶的遭遇,展示她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贾平凹一直关注飞速发展中的城市与乡村,小说除了对人物进行细致的描写,还有对底层人群的体恤和对乡村困境的探察。“近十年以来,乡村传统文化衰败的速度是极快的,快得令人吃惊。村寨人少,从门缝里看进去,黄草半人深。原来村与村要合并,现在乡与乡都要合并了。”喜欢贾平凹的读者,一定对这段读来令人倍感苍凉的文字印象深刻。【详细】
我以为《极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人公的不断妥协,缺少一种“主观战斗精神”。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我完全理解她的妥协,甚至以为多数如她这样悲惨经历的女子也只能这么选择,这么活下去。但文学作品,似乎不该如此“软弱”,应该有反抗的力量。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正义,应该在文学的世界中获得“诗性正义”。好像主人公的过于“软弱”是近来创作中的一个现象,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就是典型。我们的作品中缺少一种“拉斯蒂涅”式的人物,尽管邪恶,但充满了力量。【详细】
(本文综合 新京报 北京日报 科技日报 新华网 消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