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朝凤》所讲的,其实更荒败一些,是宛若自然规律般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它不是简单的商业大潮所一并吞没的,也非外来文明对文化遗产的侵扰,而是更古旧的乡野情怀在时代洪流面前的无法舒展。是一种程序被改写,甚至涂抹后的无奈。
吴天明离世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2014年3月4日。一个原因是这个日子跟我的生日很近,另一个原因是一天前,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发奖项。我的一个前辈接到吴天明最后一次给他打的电话,询问电视台会不会转播。不管会不会转播,吴天明最终没有看成。
我跟吴天明见过很多次面,还和他一道去过《老井》的拍摄地,朝夕相处过两天。印象中,这是个身心极其健康的人。噩耗一传来,第一反应,是震惊。我想说的是,那部2013年完成的《百鸟朝凤》,吴天明并没有当遗作来看。他生前动过改编老鬼的《血色黄昏》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念头,但基本也作罢。
2014年,我还和焦雄屏一道策划了一档她与吴天明的对谈。焦雄屏当时就问过我,《百鸟朝凤》看了没有。我说这是一部与当下不太挂钩的电影,我又补充道,电影的好坏与它是否成为时代的反光不构成必然的关系。焦雄屏又说,吴天明以往的好电影,还是在为一个时代执言,我不这么看。
他最早与滕文骥合导的《生活的颤音》和后期的《首席执行官》,确与影片所提及的时代有着紧密的关系。而真让吴天明在中国影坛有着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还是因为他讲述了国人与土地,那近乎亘古不变的聚散两依依,如《人生》和《老井》。耕作也好,背井也罢,你都会去应和乡土所发出的一声声召唤。于是你为此而自足,为此而苍凉。《百鸟朝凤》说的大抵也是这个意思。
只是《百鸟朝凤》在我看来,有些过于直抒胸臆了,连主人公的名字天鸣都与导演本人的名号相近。它不太像吴天明之前的电影,那么浑茫和沉着。那种个体意志被打磨后,五味杂陈的认命,并生发出一种更持久的力量。再则,当一个吹鼓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更宽泛的职业认定中,并没有像影片所呈现的那样光彩,这份一厢情愿,让整部电影在情绪传达上常常一脚踏空。天鸣父亲先前对吹奏响器的尊崇到后来劝儿子改行的心路历程,交代得都颇为潦草。而吹唢呐吹出血的焦三爷所怀念的只是他过往的荣光,而没有这一容易被人轻贱的手艺所带来的屈辱,这样一来,稍显单薄了一些。
与《百鸟朝凤》最相近的作品,应是吴天明重归影坛之时的《变脸》。讲的也是民间艺术的传承,它隐隐地透露出,它在以反传统的方式进入传统,所谓传男不传女,但老艺人的关门弟子,却是个灵巧的女娃子。而《百鸟朝凤》所讲的,其实更荒败一些,是宛若自然规律般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它不是简单的商业大潮所一并吞没的,也非外来文明对文化遗产的侵扰,而是更古旧的乡野情怀在时代洪流面前的无法舒展。
是一种程序、一种秩序被改写,甚至涂抹后的无奈。这样的咏叹只属于坚守者,而很难与后来者引发持久的共鸣。那么吹奏者与它的受众是不是一定要形成你来我往的关系,吴天明作出了极为倔犟的回应,他借焦三爷之口道出: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在我看来,这就是所有被称为艺术的事物之命名所在。所以,真正的艺术家是能与寂寞相伴,且不惧流逝的。
在吴天明离去不到三天之后,我坐在苹果电脑前,看着他和焦雄屏的谈笑风生。他提到了他的一些电影计划,觉得这样一个有活力的老人,实在是走得太早了。(稿件来源：新京报 影评人 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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