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大街新貌
街道，是城市的巷陌，是记忆的风景，人们从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街路上寻找情感的波流、理性的豁朗，还有无边无尽的思索，有时，真是想说很多话。
近段时间，我主持编写《中国历史文化名街——长春新民大街》一书，不时去那条宽敞、起伏的街路上徘徊，心里常常感触万千。这条街道，它的特别之处是与日本侵略者、伪满洲国相关，是那一段历史的缩影与映现。翻看相关资料，忽然吓了一跳：这条街道，以及伪满洲国的遗址，与我的生活、命运，竟有那么多的联系与瓜葛，似乎命里注定要担当研究这条路、这段历史的责任。
所谓“八大部”与伪满政权实质
新民大街南北走向，从解放大路到新民广场全长1446米，宽54.5米，道路中央有一条宽16米的散步道。在这条街东西两侧，有所说的伪满“一院四部一衙”，即伪满洲国的“国务院”、“军事部”、“司法部”、“经济部”、“交通部”，以及“综合法衙”。在大街的北侧，坐落一座中国宫殿式建筑，就是当时作为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帝宫修建的，于1938年9月奠基动工，经过几年规划和建设的伪帝宫。因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导致资金和钢材短缺，工程被迫于1942年1月中止，只留下原“帝宫”三层正殿废弃的旧基础。解放以后1953年中央政府专款投资，由建筑师王辅臣在原基础上经过加固增宽和重新设计建成长春地质学院的教学楼，俗称“地质宫”，曾被誉为“50年代长春十大精品建筑”之一。
对于伪满殖民政权机构人们常说的“八大部”，实际上这是不完全准确的说法。1932年3月9日溥仪以伪满洲国“执政”出现时，最初是七个部，即伪民政、军政、外交、司法、实业、财政及交通部，当年7月，原属民政部的文教局升格为伪文教部，数量是八个。此后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形势变化，伪满洲国机构数量、名称也是动态更动。1934年3月伪满实施帝制，将原来的伪兴安总署升格为伪蒙政部，这样就变成九个部。所谓“八大部”格局不过在1932年、1943年只维持很短时间，前后出现七个、六个、九个等数量的增减，名称也在不断变化。如伪“军政部”先后调整为“治安部”和“军事部”，伪财政部改组为伪经济部，伪民政部改名为伪民生部、伪厚生部等。1945年3月，伪满国务院共下辖“九部”，分别是伪军事部、伪厚生部、伪文教部、伪外交部、伪司法部、伪兴农部、伪经济部、伪交通部和伪国民勤劳部。
许多人说到新民大街（顺天大街）时，因看到伪满洲国“一院四部一衙”，以及伪满帝宫旧址，就望景生义地说：这是伪满溥仪的政权中心。
应该说，就伪满洲国殖民政权来说，其政权的要害部门大都在这条街上，或距离这条街不到一二公里的地方，如：伪兴农部旧址在“至圣大路”（今自由大路）的现东北师大附中校舍，伪文教部旧址在东北师大附小楼舍。上世纪90年代，因使用需要，分别把原建筑推倒重建，只在楼面上以琉璃瓦等镶嵌出原来建筑的楼形。伪外交部在伪新帝宫地基西北侧的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老楼（现建设街厨房总部酒店）。伪国民勤劳部、民生部、蒙政部旧址也都在距伪国务院一公里多的“大同大街”（现人民大街）与“兴仁大路”（现解放大路）交会处东西两侧。
即使如此，指称顺天大街就是伪政权的政治中心地带，也失之于表面化、简单化。首先从伪满政权性质说，它是日本侵略者卵育、炮制与豢养的工具，是亦步亦趋的卖国政权，货真价实的傀儡政权；严格地说，由于溥仪等人较深地参与出卖国家利益的活动，应该算殖民政权，根本没有什么独立的政治决策权，也没有完全的行政管理职能，那又何谈伪满溥仪的政权中心？
真正执掌伪满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权力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东北，其代表机构就是日本关东军。所以，说到政治权力中心，是在当时长春新发路一线，即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原在与新发路连接的上海路，后搬入新发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楼的东侧）。
即使在伪满洲国的各种机构中，牵头的“总长”也好，“大臣”也罢，正职都是那些汉奸走狗的中国人，尽管效忠主子实心实意，但他们也都不是伪政权的决策者。以伪国务院为例，对外宣称这是伪满洲国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国务总理大臣”秉承溥仪的旨意来指挥监督各部“大臣”，而伪满的一切法令、政策都是先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授意，再由伪国务院的日本总务长官在“火曜会”（即星期二会）召集各部日本次长来研究、决定，再把“火曜会”的决定拿到“国务会议”布置执行。
耻辱涂染伪满遗址，但它首先应归于侵略者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炮制的伪满洲国，是近代人类史上最为典型的侵略他国战争的完整案例，他们凭借法西斯武力，蛮横地肢解和割裂一个主权国家，扶植被推翻的封建皇帝作为傀儡，建立国中之“国”，是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对他国进行全面侵略的最为残暴的罪恶行径。可以说，这是人们应该永远铭记的一段破坏人类和平的悲剧性历史，是世界上达到极致的具有强烈警示性的反人类的活生生的教材。
众所周知，长春，作为伪满洲国“首都”新京被日本侵略者统治达14年之久，留下不少殖民主义遗址，如伪满皇宫、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伪满国务院等旧址，以及城市的一些街道、广场、公园和设施。这些物质性遗址的保留，犹如保存城市的历史档案，展现侵略者活生生的罪证，使承载其上的历史史实发出真实的声音，告诉人们永远不忘记过去。所以，新民大街作为历史文化名街，它最大的价值与意义在于这里既是风景，更是历史与文化。
从一个民族的角度看，遗址是耻辱，通过它不忘国耻、振奋民族精神、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正确的、必须的。但仅仅如此还不够。从整个人类出发，真正可耻的是侵略、奴役别的国家的殖民主义者，人们应该谴责和声讨的是破坏和平的侵略者及其追随者。应该让那些人感到罪恶可耻，不能给他们一点点征服者、胜利者的骄奢心理影像。为此，我们要突出长春城市“和平”警示意义。现存的伪满遗址，那些背后国破家亡的苦难历史，是人类侵略和战争之下的悲哀缩影，更是展示和控诉侵略、倡导与维护和平的证物与声音。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殖民遗址作为伪满洲国的罪恶产物，还远远没有发挥应有的警示与镜鉴作用。
街区的物质构成要素，只是街区的外在形体，历史文化构成要素才是街区的内在灵魂。长春新民大街的价值就在于作为历史上伪满洲国政治统治的主要街路，这是长春这座城市特殊历史重要的实物见证，是作为警示性文化遗产的鲜活有力的表达。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历史传承的宝贵财富，是民族荣誉感生发的根源，但对于带有殖民色彩的遗址尽管也称文物，一些人认为缺少底气，情感复杂，欲言又休。这是一种不分正义与丑恶、不辨胜利与失败的糊涂心理。作为文物保留与保护，就是为了要突出长春这座城市的“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警示意识，通过伪满遗址来展示和控诉侵略、表达倡导和平的心声。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行为，而是高明的世界和平的眼光。长春亡国时期的苦难历史，不仅是人类史上侵略战争的悲惨缩影，更是近代武装侵略他国的典型案例。我们在真实表达胜利者昂扬之气，对前辈英烈感恩之心，对后世晚辈的引导之举。也就是说，我们在伸张民族自信、声讨侵略、否定战争之时，既要主张爱国，又要倡导和平。这是长春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点，是对东北亚地区人民和世界人民特殊的贡献。
一条大街新旧的不同光影
这是新旧同一条街路，昔日“顺天大街”：侵略、奴役、妄想的阴影；今日新民大街：和平、生命、文化的光明。
在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的统治下，这条“顺天大街”，可以用“侵略、奴役、妄想”三句话概括，这本身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产物，是要借此通过卖国的走狗们奴役中国人民，妄想长治久安；而溥仪为首的封建复辟势力，心甘情愿地借助日本侵略者的豢养，重建封建王朝，妄想接续被推翻的清政府的香火。
今日的新民大街，也可以用三句话概括，那就是“和平、生命、文化”大街：这是一条留存伪满遗址，作为和平警示性标志，表达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条街上如今的单位，主要是医院、学校、老干部活动场所以及各种媒体等文化部门，他们的最高职责是对人的生命关注与爱护，救死扶伤；对文化发展繁荣的张扬传播，这正是对日本侵略者与伪满洲国的最坚决的否定，对坚持人类和平、促进东北亚发展的最实际的贡献。
长春的殖民主义历史文化对亲身经历的老一辈人可谓创深痛巨，而对于年轻人则显得模糊和朦胧。那么，对于如今走进中老年的这一代人来说，是城市历史承上启下的主体力量，给年轻人再现往事、传承历史、还岁月的本来面目，这是责无旁贷的重要职责。今日许多城市记忆已经变形、淡远，现代社会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事物正迷惑人们的眼睛。作为社会中坚阶段的中老年人，有责任有必要回忆旧事，揭示过去，厘清历史，彰显岁月，帮助子孙后代了解城市已逝年代的真实影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遗址的保留不仅为了缅怀先烈，更多的是为了晚辈后代或者说是对历史负责。
我们应对长春殖民遗址历史及其背景给予必要的研究和展示，让建筑等遗迹成为一面镜子，读出历史，知奴役与奋争，知兴衰与荣辱，知淋漓鲜血与不屈斗争，这是特殊的“文物”必然的现实需要。但我们对遗址缺少深入的研究，没有准确性的说明，甚至对于伪满洲国的历史，没有权威的普及意义上的图书、文字、图像制品。一些建筑遗址存在历史诠释不全面、不正确甚至完全遮蔽的现象。有的建筑没有标明历史，让人不知所云，就连今天在楼里居住或办公的人员，也对房舍的历史说不清道不明。人们对那些看得见的建筑的过去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即使导游也语焉不详，甚至以讹传讹，只图热闹，任意编造花絮逸闻，歪曲史实。这样，建筑存在着，历史遗忘了，警示何在？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