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比作品的深刻性要重要一百倍”
都市与乡村的差别到底有多大？
洛朗斯·柯塞：我是在城市中出生的，所以我想说城市不仅是一个冷漠、无情的水泥的世界。全世界各个国家有很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法国19世纪末期就出现了。
法国以前确实有非常繁荣的农业文明，法国文学当中有大量农村和自然的题材，19世纪以后有很多很大成就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讲农村。20世纪是非常动荡的时代，很多人去城市生活，从此出现了城市作家。现在法国农村人口很少，乡村题材作品已经越来越少了。法国著名作家都是城市作家，描写的是城市生活。
李洱：在我的观念里，没有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差别，或者这种差别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的城市跟西方的城市几乎两个概念，对他们来讲城市就是文明的另外一个说法，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城市不是文明的代名词，中国的文明代名词更多是乡村，乡村文明。在中国文学书写中，城市跟乡村几乎是不分的，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诗经》。
中国的几大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金瓶梅》里面，我们无法分清是城市文明还是乡村文明。所以在我眼中，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景不一样而已，我要表达的主题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刘震云：其实乡村和城市的话题非常古老，城市跟乡村最大的区别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金瓶梅》描写的是介于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的一种生活，是县城生活。商品经济在宋朝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我们中国人不折腾，按照宋朝的方式发展到现在，我们一定比法国和美国要富强。《红楼梦》描写的是城市生活，是贵族生活。我觉得城市跟乡村的差别是判断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到底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总是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写乡村和城市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写好了。中国作家，起码我们这一代作家，写乡村的居多，仅仅因为他们出生在乡村，他们写起来可能比较方便。这一代中国作家从他们的乡村出发，从一个村来代表这个世界，到底能写到多深入？当然了，写得深入的非常多。真正写农村的农村人还是离开农村到了城里，还有一批本来就是城里人，但是因为历史机遇接触到了农村，比如铁凝，李锐。
我觉得其实把农村写出来不重要，写出它的现状也不重要，写出这群人之间的关系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谁能把这块土地的人是怎么生的，怎么死的，日常怎么喝水吃饭谈恋爱的，能够把这种生活的味道写出来，这样的中国作家不多。而生活的味道和趣味，有时候会大于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他在这一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因为趣味是具有最大穿透力的，比这个作品的深刻性要重要一百倍。因为一个民族的趣味可能从原始社会的基因就带过来的，两个人见面怎么谈话，怎么喝茶，怎么表达爱情，爱情里面有多少幽默的东西，这也是翻译中最难的。
目前中国农村跟原来描写的农村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好多作家，也有好多诗人，好多城里人，经常感叹思念他的故乡，思念他故乡村头的一棵大槐树，我老觉得这个感情特别虚伪，你思念你回去不就完了吗？你住在城里思念，你到城里来干什么呢？所有的农村人其实都想离开这个他假装思念的地方，如果他不离开那个地方，当不了作家。
洛朗斯·柯塞：在西方的文明传统中，尤其是在法国，城市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个地方不仅是一个权力所在的地方，同时也是能够幸福生活的地方，我们有一些古老的城市，已经有很多世纪的历史，始终都充满了吸引力，市民也认为自己在城市里生活很开心。我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在中国人不觉得城市是一个幸福生活的地方？引人遐想的地方？而在法国这是相反的。在19世纪，我们有很多法国作家是在颂扬城市的，比如说司汤达对巴黎的颂扬。
刘震云：城市跟乡村的差距可能会分很多层面，比如说经济的差别，精神的差别，文明的差别，舒适度的差别。其实，这些差别都是外在的，如果从人性来讲，不管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我去过巴黎很多次，有一次我住在卢浮宫塞纳河对面的艺术区里面一个旅馆，下午没事儿我爱到塞纳河旁边散步，有一个象征爱情的桥，挂了好多锁，重重叠叠，跟中国人在庙里挂红绳是一样的。
这一天下午3点半左右，桥边坐了一个特别年轻的法国姑娘，她一个人坐在那儿哭，她哭得很投入，整个塞纳河、卢浮宫，整个巴黎和世界都在她哭的内容之外，那个投入。我看她哭得那么伤心，没上去劝她，既然哭就哭个痛快吧，我出去散了一个小时步，往回走的时候她还在那儿哭，更重要的是嗓子不倒，还是原来的情绪和声调，我突然对于巴黎产生特别亲切的感觉，因为我们村里有的妇女赶集的时候，钱丢了坐在集上哭的投入的程度跟这个妇女差不多。我们村跟巴黎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人性没有区别。时间、历史、地域、可能会有很多的差别，我们特别注意这种差别，因为看这种差别特别容易，但是人性一千年也绝不会往前进一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