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就任北大文学院教授时，郑天挺刚好入学，成为胡适在北大的第一批学生。1933年，郑天挺为北大国文系副教授，胡适是文学院院长。1946年9月，胡适任北大校长时，郑天挺是秘书长，当时胡适常不在北平，许多行政事务乃委派郑天挺办理。胡、郑30年的交往至今未引起学界重视。二人原本有许多通信，少部分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所编，中华书局，1979－1980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黃山书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全集》（季羨林主编，第23－26册也收录胡适的书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而保留在郑天挺家的信，“文革”中大部分被毁。笔者在整理郑天挺遗稿时，发现胡适致郑天挺尚存的三封信，对此学界关注较少，却不失为探讨二人交谊的重要材料。
1937年：第一封信
1937年，郑天挺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兼校秘书长。“七七事变”爆发时，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皆不在北平，行政重担都由郑天挺一人承担。同年9月9日，胡适化名“藏晖”，以商人口吻给郑天挺写了一封信。据《胡适日记》载，1937年9月8日夜，他准备从南京乘船去汉口，但日机时常骚扰，一直等到深夜12点才开船。9月9日早上九点船到了芜湖，吴半农上船来，船上有张静江一家，胡适与张静江谈了一会儿，夜晚很早就睡了。船过安庆他也不知道，日记中未提及他给郑天挺写信之事。9月10日，午后三点，船到九江，胡适登岸将信发出。这封信胡适生前相当看重，早已为学界所知，但在已刊胡适书信集中，只在《胡适全集》之书信部分和耿云志与欧阳哲生所编《胡适书信集》中收录了此函删节本。现将全函录之如次（划线部分乃删节之语）：
毅生先生：
久不通问，时切遐思，此虽套语，今日用之，最切当也。
弟前夜与孟（蒋梦麟校长）、枚（周枚孙，即炳琳）诸公分别，携大儿子西行，明日可到汉口。想把儿子留在武汉，待第二次入学招考，否则在武汉做旁听生。
弟与端（钱端升）、缨（张子缨，即忠绂）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此行大概须在海外勾留三、四个月。
台君（台静农）见访，知兄与知老（周作人）、莘（罗常培）、建（魏建功）诸公，皆决心居留，此是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期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能完成的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
弟常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陈仲子即独秀）；及其脱离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为不如前者苦中之乐也。
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变节为一家餬口之计也。
弟唯一希望是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
弟与孟兄（蒋梦麟）已托兴业兄（浙江兴业银行）为诸兄留一方之地（一万元），以后当可继续如此办理。
船中无事，早起草此，问讯诸兄安好，并告行，不尽所欲言，伏惟鉴察。
弟藏晖敬上
廿六，九，九 长江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