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第三封信及相关背景
1948年9月23日，南京举行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暨第一届院士大会，胡适前往参加。当时余逊陪同其年迈的父亲余嘉锡出席此次盛会。期间，胡适交给余逊一封信，让他带给郑天挺，信封上题“敬乞余让之兄便带交郑毅生先生适之拜托”。信封背面是“北平东厂胡同一号”，乃是胡适在北平的住宅地址。信曰：
毅兄：
回电今早收到。今午见着锡予（汤用彤）与建功（魏建功），但我想，建功即须去台北，须一个多月之后才回来，恐远水救不得近火，故我未与建功谈大一主任事。今夜孟邻（蒋梦麟）夫妇请北平来的朋友吃饭，锡予先去，已将详情告孟邻兄了。我饭后去，余客已散，我告他，我与锡予已尽力设法，但逵羽（樊际昌）所任两事，都未觅得代者，奈何，孟兄仍恳求我们放逵羽南来。他确是需要一位能走动政府各上级机关的助手，并不仅是为了说写英文而已。
前电锡予所草，原有“如君培（冯至）不肯，可商张天麟”之语，我想了一想，删去此意，一则张君新来，恐有不便；一则如此说法，冯君恐更不肯就了。
大一事，能试商赵廉澄（赵乃抟）兄否？如不得已时，可试商王岷源兄，他是很能做事的，懂得语言甚多，可以说明年轻人。
教育系代主任事，孟实（朱光潜）若肯担任，再好没有了！我怕他未必肯。
武汉大学周鲠生兄坚邀我去武汉讲演几次，又拉了湖北省政府委员一人来，代表湖北面请。我没法子拒绝，（两年来拒绝了何止四五次）已答应坐船去，坐船来，可以休息几天。大概九月卅夜由京坐“江泰”船上去，约十月六日或七日可回到南京或上海。我北归大概在双十节后了。
此事没有同你们各位朋友商量，千万请鉴谅。
你拟的预算百分比，今天教育部长召集的校长会议大家都赞成，原则上算成立了。中央大学周校长指出，如果北大所谓俸给费是指实发之数，则15%还不够付电水！至少中大是这样！
今天校长会议议决废止审查教授资格，（但须再开一次学术审议会作正式决定。）废止由部审查学籍及毕业资格，——可谓痛快！又议决废止总会考。
此函原件藏于郑克晟（郑天挺之子）师家。原件乃写在六张便条上，没有日期，也没有落款，是一封残缺的信。绿色字迹，是胡适的手迹，信封上有胡适的签名，故无疑是胡适的亲笔信，这封信所谈数事都相当重要。
第一，有关北大人事安排问题。这封信的原委，1945年秋蒋梦麟自从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位后，仕途并不大如意。1947年做国府委员，只是一个闲差。1948年由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联合设置“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负责制订并实施复兴中国农村经济的各种方案，蒋梦麟被任命为农复会主任。刚到一个新的机构，人手不够，于是蒋梦麟向胡适要调北大的樊际昌。樊际昌曾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与蒋梦麟友谊深厚。当时为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并担任北大大学一年级主任（也即“大一主任”）和教育系主任。胡适只得应允蒋梦麟，樊际昌离开，他所留下的职位必须安排他人承担。
所谓“大一主任”，乃是专管北京大学一年级新生的事务，管理新生并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胡适将他与汤用彤商量的情况，写信告诉郑天挺。因为当时魏建功在台湾推行普通话教学的事务尚未结束，而冯至作为西语系教授，也不大可能担任此职。张天麟系山东人，后来兼任教育系主任。赵廉澄乃经济系教授，任系主任长达18年。王岷源为一刚从美国归来的年轻教师，教俄文、英文。孟实，乃朱光潜，朱光潜曾留学英、法，1933年回国任北大教授，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四川大学，1946年又返回北大任教。胡适一一分析他们是否有可能承担“大一主任”或“教育系主任”之职，可见，当时大多数教授皆不愿从事行政事务，一个职位要求得合适人选，真让校长头痛。世易时移，今日风气亦变了。
第二，有关校长会议废止审查教授资格、由部审查学籍及毕业资格、总会考之事。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颁布一系列条例，如1945年10月的《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组织条例》；1947年1月的《专科以上学校训育委员会规程》；1947年12月，又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而同时在开展的教育甄审活动，也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当时学生罢课活动相当频繁，教育部每每以各种名义控制约束学生，而胡适等支持的校长会议，决定全部废止教育部的有关审查，从而凸显高校办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与当时胡适所提出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息息相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郑天挺非常善于作经费预算，当时号称预算专家。1940年，他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总务长，每年的预算皆由郑天挺主持，也充分体现其行政才干。
胡适此行直到10月22日，方飞回北平，当时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北平风声渐紧。1948年12月15日，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包围，胡适与妻子江冬秀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离开北京。前一天，胡适写便笺给汤用彤和郑天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回到北大，他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也永远没有实施的机会。在汤用彤和郑天挺等人的维持之下，北大和平地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