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网络图片）
近日，８０后作家张悦然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茧》莅临２０１６南国书香节举行讲座。这部小说源于张悦然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植物人的故事，多年之后这一记忆成为她探秘父辈历史和精神历程的引线。小说中２０多个人物层层追溯，展现了几代中国人的现实际遇与心灵困境。历时７年的写作过程中，张悦然的思考不断丰满，处理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多样，构造了一个代际传递、寻找自我的精神脉络。该小说是张悦然寻求突破的力作，被评论家称为“８０后的精神成长”之作。在南国书香节活动现场，张悦然接受记者专访，谈论《茧》的创作心得。
谈小说《茧》
对抗和迎击的姿态很重要
记者：这部小说人物众多，线索曲折繁复，写作过程是不是有一种深入历史、拓展世界的愉悦？
张悦然：其实人物不是一起来到小说里面的，而是一个一个慢慢来到的。我是到后来才意识到人物这么多，而且我也不愿把他们写成特别单薄的、只是为主人公服务的人，而是希望他们都有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生活，所以渐渐地才架构起这样一种局面。我觉得其实没有很大的成就感，反倒会觉得不知不觉就出现了一群人。有些人物是随着构思变得主要起来，有些人物一开始没有那么重要，我会去想他们的处境，还有去想他们的困难，所以就渐渐地变得很丰满。
记者：结尾在大雪中的一场审判中达到和解，硬币被雪覆盖，给人很温暖的感觉。你是抱着要让父辈的历史安息或平稳落地的心态去结束小说的吗？
张悦然：其实这个小说很难结尾，它是两个人对话的方式。另外，这个问题的探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答案。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一代人都要走出历史的阴影、父辈的影响的问题。但是不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意识到就能走出阴影？我觉得可能很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小说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结尾的。就像你说的，小说要有一个闭合，要有一个终点，所以我觉得终点并不是设置成一种还原，而是设置成一个希望和一个新的考验，就是在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前方还有很多的困难，他们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要面临更多更多的考验。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种希望的昭示吧。
记者：日常生活里越来越少英雄角色，所以文学人物也渐渐回到普通人的历史经历、精神挣扎中。在《茧》中，你最着力塑造的是哪个人物？
张悦然：我觉得《茧》里面的人物也都是失败、普通的人，但我觉得主人公身上有一种对抗的关系。无论是对于罪还是对于爱这一话题，他们都是用一种对抗和一种迎击的姿态。我会觉得这种姿态是很重要的，无论面对历史还是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从内心很认同主人公。比如说女主人公，她在做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去探寻父亲的历史，甚至因此失去了现实生活的热情。但我觉得这对于她来说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必须完成的使命。我觉得她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纯粹。这种东西是我认为需要具备的精神。
谈８０后历史写作
不了解父辈的历史就不能了解自己的成长
记者：下一代能不能够跳出父辈的阴影？你的写作本身构成一种对话吗？
张悦然：是不能啊，但我觉得没办法去处理。我们首先要看到，他们其实就在周围无形影响着我们，塑造着我们，这个很重要。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选择无视。其次，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对话，了解为什么我们父辈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经历把他们变成这样的。当我们理解他们经历的时候，和他们的沟通和对话也许会很好很多。
是的，写作本身也是对话。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素人采访，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父辈发生过或经历过什么事件，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中国之前的很多历史都不了解，也不知带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样穿行这篇历史来到现在的。这个“不知道”就会导致他们不了解自己的成长。一代人成长必须要遵守许多条件，你成长为现在的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的主角。你其实是被历史影响的。
记者：小说被称作“８０后的精神成长之作”，很大原因是你正面介入了父辈的历史和精神世界，涉及罪与罚的命题。８０后写历史和前几辈写历史有什么不同？会不会让你抛弃之前的个人精神？
张悦然：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要去架构历史，我只想着要对自己的主人公负责，我要把他担心和困扰的问题展示出来，所以这确实是从个人作为切口入手的，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宏大或个人，细致或广阔，都没有优劣之分。每一代人都会选择自己的方式来介入历史，我们国家有太多对于宏大叙事的传统和诉求，但是从我们的父辈到我们的精神是不同的，而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从个人出发的，这可能是必然的趋势。
记者：这部小说的写作跨越了７年时间，你似乎有一种还原、驾驭历史的野心或者追求。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谈８０后要超越过去，走出过去的风格、格局。你是在追求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吗？
张悦然：其实我是在应变具体的困难。像我刚才说的，我开始地基挖小了，后面有越来越多的人物，我需要把他们安置起来，我需要去盖一个更大的房子。这里面有许多具体的困难。如果我去考虑外界的别人怎么样或者厚积薄发的话，我的心态会特别的不好。现在这个世界速度越来越快，真的要和外界尽可能地保持距离。就像我刚说的，一个作家你有什么样的信心相信读者可以等你十年？很少有作家有这个信心。但如果你只考虑一件事情，你只去面对写作的困难，就会容易很多。我们要讲的是里面的人物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阴影，怎么样去走出这个阴影，这个挣扎的过程是一个很难去展现的东西，你不能把它抽象化，真的是要很多的情感和细节去支撑的。
记者：据说很多青年作家现在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用写短篇小说的方式去驾驭长篇。你是这样的吗？
张悦然：这的确值得反思。我们一开始从“新概念”比赛出来的时候，其实很早就开始写长篇，属于一边写一边去学习的过程，不像国外很多作家，他们可能一开始写短篇，过了很多年才推出第一篇长篇，我这个年龄在国外可能第一个长篇还没写出来，但我们国内的写作特别快，所以可能就导致长篇的完成度不高，就像你说的它可能是短篇搭建出来的长篇。但长篇并不是现在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不能省略的。其实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确实考虑得比原来多很多，当你带着思考去解决问题、去写作的时候，可能每一步都变得很难。而且你不要想用轻率的办法，用几个人物简单地构建起来就完了。我还是想用扎实的态度去过这一关，我觉得这个关是必须要过的。
谈创作观念
我肯定希望把写作当作毕生的事业
记者：８０后作家早期的文字都浸透着一种忧伤，似乎是一代人成长的普遍心境。而成熟后的写作就试图去摆脱这种调子。回过头看，为什么忧伤呢？而９０后就很开心的样子，甚至有人说９０后不再喜欢文学了。
张悦然：我也不明白现在的青春文学怎么都变成治愈的、励志的。从这方面来说，肯定９０后要比８０后乐观和积极很多。但我觉得用“忧伤”来说是不对的。８０后的作品里面也有对抗，他的忧伤是因为他和那个世界之间有摩擦，有不适应的感觉，所以他觉得痛苦。而且痛苦在那一代年轻人身上表达出来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真实的内心声音。其实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这样的，青春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有很多的限制，会有围困的感觉，我们要去对抗很多东西，比如说已经有的规则、体制，所以其实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当时那代人。但我不太理解９０后。比如我觉得每一代人的青春都要有对抗的姿态，有一种想要去撕裂某种东西的姿态。我不知道现在９０后有没有撕裂的姿态。
记者：这些年主编杂志《茧》为当年那批新锐队伍保留了一个阵地。你在试图走一条既保持个性，又寻求突破的中间路线吗？
张悦然：我是这样的，我肯定希望把写作当作毕生的事业，所以我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去找一个更好的准备工作，为之后储备更多的能量，这是很必要的事情。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而不是从外界的需要或者说是影响。坦白说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我今天在签售的时候，有很多的读者依然记得我之前很久的作品。我惊讶读者可以记得我那么久，能够一直支持我，这是我过去十年里很少想过的问题。现在是一个纯文学领域更狭窄的时代，对于新的纯文学领域的作者来说，积累一些读者是真的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忽然迸发的时候，而且有同龄的一代人，真的有一种强烈的共振，所以留下的印记是非常深的。但是现在市场更加分化，纯文学领域更加狭窄，很难和读者建立很深的情感。我觉得我还是走在一条和市场、体制保持自己独立性的路上。像当时的周嘉宁、蒋峰，他们都在写作，但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其实每个人都成名很早，但后来都是自己在做调整和准备，然后去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