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儿童作家 李东华（图源网络）
记者：我想，开始这样一种题材的创作，是需要勇气和充足的准备的。在《少年的荣耀》创作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呢？
李东华：写了这部小说，我才感受到要写好历史题材的作品有多么难。要回到历史现场，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人真实的处境和真实的内心，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一切都来源于“听”和“看”。我父亲的童年期经历了抗日战争，我有两个伯父参加了革命。事实上，最初让我想写这样一部作品，正是父亲的讲述打动了我。但我觉得来自某一个人的讲述远远不够。我又看了与之有关的大量资料，尤其是很多在场者的个人回忆，因为在很多个人回忆的细节中，往往在不经意间，让我们能够窥见历史的一角。但我们也不能完全信任这些个人的回忆。必须在相互的对比、补充中慢慢还原历史场景。比如说我父亲曾提到他们玩耍的时候在草棚里发现了一个收音机，我把这个细节写进了书里。但父亲并没有告诉我收音机的形状、品牌等细节。就为这样一个细节我查找了一个多月的资料。因为如果我不把这些小细节搞准确，那就很容易穿帮，把那个年代不存在的还没发明出的物件写在里面，这样的硬伤会让读者失去对作品的信任。我想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很忌讳这一点。你必须用考古的严谨和耐心对待你写到的每一个历史场景，日常生活中的物件以及当时的语言，当地的民俗等等。光这些小细节就耗费了我很多精力，更不用说还得去把握大的方面如故事、人物、战争等。所以最后这本小说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当时对我来说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以至于得了高血压，写到最后都觉得体力不支了。
记者：是的，写靠谱的历史题材小说，要看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在可触摸的“过去”之上结构好看的故事———这么难，这么费心，付出这么多，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以后还有兴趣写“过去”的故事吗？
李东华：苏珊·桑塔格说过：“文学也许可被描述为人类随着各种文化的演变和彼此互动而对活生生的事物和行将消亡的事物做出回应的历史。” 一个人对“过去”感到麻木，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过去”。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它不能只把自己看成是给孩子们传达愉悦和快乐的工具，有时候，也要有不那么轻松的，不那么让人痛快的阅读体验。文学是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也是传承精神血脉的一种方式，儿童文学也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和高度，它有能力和人类最复杂最纠结的那部分对话，留下属于它自己探察的痕迹。同抗日战争的辽阔和悲壮相比，我们反映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还无法与之匹配。我想我还会继续在里面走下去。也许我的笨拙让我无法与“过去”有一场势均力敌的对话。但终将有智慧的写作者以文学的方式，开启这个巨大的沉默所在，将那些被我们忽略的、遗忘的“珍宝”捡拾起来。
记者：在文学里了解过去，是需要人物和故事的。在《少年的荣耀》中，沙吉，虽然并不如沙良等戏份多，但是非常独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他的身世、命运等，也很让人唏嘘。许多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他的母亲怀他“十三个月”以及母亲的死亡等问题，都是非常典型的成人世界的问题，是不太好给小孩子表达清楚的问题，但是在这一点上，你非常在意尺度的拿捏，始终以一个孩子的眼睛去看，去表述。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我知道你也写作成人文学，在一些问题和视角的处理上，你认为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东华：沙吉这个形象在生活中有原型，但我父亲在讲的时候并没有讲很多，可是这个孩子特别吸引我，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那个时候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孩子”，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他就是中国的，他的身上背负着那个时代的家庭伦理，他也背负着那个时代的国恨家仇。他也像那个时代的一切中国人一样，内心的战争留下的创伤没有得到抚慰。“十三月”其实在暗示他并不是他父亲的孩子，因为成年人都知道九月怀胎，但他是在母亲怀孕十三个月的时候才生下来，他其实是个私生子。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决定不把孩子和社会、历史以及家庭的关系切断，孤立地来写他们的生活。事实上，孩子的生活是不可能切断和他周围世界的关系的。但是，这是儿童文学，不可能把真相赤裸裸地展示出来。所以要用孩子的视角来写，在他们半懵懂半明晰的意念里，我们能够看到沙吉的真实的处境。
儿童文学的难就在于它的含蓄，在于它对人性暗黑面的揭示从来不可能像成人文学那样毫无顾忌。成人文学常常热衷于写人性恶，热衷于性和暴力，儿童文学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但儿童文学的魅力正在于，离开性、暴力、恶等比较容易产生效果的这些手段，一样能够把作品写得吸引人，这就是好的儿童文学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它独具魅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