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
啰嗦的话不能和刘老师说，说两句他就烦
刘震云老师对于自己作品的被改编有着严苛的标准，首要一点是，导演必须得懂他作品背后的东西，不能把电影简单地理解为1+1=2。刘雨霖能得到父亲许可拍摄《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因为她对作品的理解让刘震云满意。
问刘雨霖是否是刘震云的粉丝，刘雨霖痛快地回答:“当然。”她说父亲的每部作品她都看过，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筹备这部电影时，这本书就是她的枕边书，读了有十几遍。“拍之前你首先要喜欢，得建立和其中人物的情感，其实拍摄压力都在前期准备阶段，最初的压力是我在纽约给刘老师打电话提出这个事时，他能不能让我拍?能不能信任我这个年轻导演?第二个压力是我怎么将小说里的文字用电影语言转化成影像?我一年半以前就开始看景，演员老师很早就体验生活。由于剧本成熟，前期充分准备，所以落实阶段并不难，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刘老师到片场是最闲的，就是张罗晚上喝喝酒，在火边烤烤脚，不说话，他也插不上话，在片场都是我跟主创沟通，他不说话我感觉踏实，说明他认可了，他要是说话，就出大问题了。”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显然让这对父女更加心意相通，分别接受采访时，父女俩不约而同地为对方“戴高帽”，刘震云夸导演虽年轻却将电影拍出了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的那种感觉，有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乌鸦与麻雀》那样的返璞归真。刘震云给出的评价是“真实的力量非常大，深入的真实力量更大，比他俩更大的是内心深入的真实的力量。”刘雨霖则夸父亲的剧本是非凡的，“有剧本垫底，我在现场就是落实剧本。”
互相“吹捧”之后，两人又均表示，其实两人平常交流很少，刘震云形容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刘雨霖则透露，在她小时候，两人就合作过一首名为《谁也不喜欢谁》的歌，长大了以后，两人虽然心里亲近，联系却不多，刘雨霖说:“啰嗦的话不能和刘老师说，说两句他就烦。我在纽约和妈妈通话多，而刘老师，你要是不给他打电话，他根本不理你，我们也很少微信，每次，他回复加上句号不超过5个字。还有，你不能错，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错，更不能有错别字，否则刚一发出去，他的电话就来了，‘老刘，你这个字错了，不能再发生了’，啪，电话挂了。所以，你想让刘老师主动跟你联系，就采取犯错误的方式。”
刘雨霖说父亲并不是平常看着那样和善，“你事情没办好，他一个电话劈头盖脸训你一顿，容不得你解释就挂了，事后你想，刘老师是对的，他不轻易急，但急了就有道理，这件事我会做，但是没有做好。”
当导演后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小天分?刘雨霖说只能用三个字来回答“顾不上”，她说拍摄时坐在监视器后面，脑中只有角色，只有如何把剧本里的人物落实到现场，什么紧张不紧张，根本顾不上想，“如果一定说有天分，那就是我能迅速在监视器后面投入到剧中，我觉得愚蠢的导演永远在演导演，永远在影片里告诉观众:‘我是导演，这是我导的片子’。我希望我的电影里没有我的影子，没有摄影机，也没有刘老师编剧的影子，是人物本身在讲述他们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
刘雨霖透露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想改编自刘震云尚未发表的一部作品，但现在还没有得到刘老师的许可。而《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人物会永远放在心里，也许拍完别的电影，她又回归到这部作品中，去拍摄书中的另一段故事，“这部小说可以拍成六部电影，虽然我可能会拍其他作品，但不妨碍《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人物在我心里，他们永远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