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苦练听木功
自1962年起，施安顿在工作之余，潜心寻找小提琴制作的突破口，他看过许多书和外文文献，对300年前意大利格雷蒙纳镇的斯氏琴和瓜氏琴各自的特点也了然于胸。
施安顿从美国《声学物理》杂志查阅到，声学物理研究者在各方大力支持下解剖了40多把老意大利名琴，进行系统测试，发现发音优良的老琴面板和背板的最强发音频率都在某一个范围内，即320——370赫兹。在没有任何先进科学仪器的古代，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显然，他们是反复用耳朵听，用手敲、拧、按，来调试琴板。古人能做到的，今人也应该做得到。敲击木板，与木对话，成了施安顿业余时间孜孜不倦的爱好。七年多，他学会了听琴板的本征频率，用手摆捏，学会了手感和耳朵听音的相互关系。
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施安顿发现木头的本征频率有好多个，不同的支点就有不同的本征频率。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支点来分频。长时间训练耳朵，他能分辨出混合在一起的五种频率。他最终寻找最合适的支点是350赫兹。他曾做过对比试验，靠耳朵判断与仪器测试，两者误差不超过3赫兹，连他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从1966年到1972年，施安顿整整用了七年时间练耳朵，练就了一身听木绝技。自1972年起他用长白山的木材先后制作了七把小提琴，第一把是为大女儿做的童琴。
告别长春出国门
1974年夏天，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要在长春招少年班学员。施安顿陪着大女儿施晶到长影乐团参加乐器演奏面试。施晶发挥非常出色。父女俩正准备离开长影，一位考官喊住了施晶:“我是北京来的郑相和教授，我想问问你，你的小提琴是从哪里买来的?”
郑相和对长春市竟隐藏一位有理论、有实践的制琴专家而大为惊奇。在郑相和的介绍下，施安顿应邀到北京乐器研究所，与音乐界知名老专家王湘所长面谈。王湘对施安顿在小提琴声学物理的研究成果极为赞赏。之后的两年中，施安顿多次往返长春与北京，两位音乐人开始了实质性的合作研究。
王湘一直想把施安顿调到北京乐器研究所，专门从事小提琴物理声学的研究，但是，任凭王湘多方努力，最终都碰壁了。文革结束后，按国家的新政策，各地归侨纷纷申请出国，整天在实验室里忙碌的施安顿，很晚才从郑相和那里听到消息。1977年5月底，长春火车站月台上挤满了物理所的人，大家争先恐后与施安顿夫妇握别。
修琴起步闯难关
初到香港，施安顿一家面临难以想象的生活压力。九龙有一家凯声琴行，施安顿特地去拜访，老板听说施安顿会修琴，一下找出十把旧琴、坏琴，请他修理。施安顿精心修理，数日后十把琴焕然一新，音量音色都远远好过原来的琴，老板非常高兴，支付施安顿一笔可观的修理费。
1978年仲夏，全家落脚香港不过一年多，施晶到香港电台参加全港少年音乐比赛，拿下小提琴一等奖。大女儿脱颖而出，一举夺得冠军。施安顿的名声在慢慢地扩散，在朋友们的介绍下，逐渐有人送孩子来学习音乐和小提琴。
1978年冬天，施安顿到大会堂去接送修琴活儿，巧遇香港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师范登伯。范登伯让施安顿先修复几把老弓和老琴。转过年，范登伯邀请施安顿到家里看一把老琴。这把意大利老琴是范登伯的心爱之物，当年高价买回来。去年他想卖掉这把高级小提琴，送到英国大修，花了一万港币。同时找到一位日本人买家，经过权威鉴定时认为声音不好，买家不要了。他很懊恼，这把老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一个星期后，施安顿把琴送到乐团，范登伯端起琴来试拉，立时，圆润柔和、甜美宏亮的琴声传遍练习大厅。在范登伯的介绍下，找他修琴的人越来越多。施安顿的知名度逐年提高。他的精湛修琴才华使他有机会结识到香港演出的世界一流小提琴演奏家。
有一次，南非小提琴演奏家菲力戴利携带一把三百年寿命的意大利瓜氏琴来香港演出，没有想到这件价值连城的古董宝贝对香港的气候不适应，还没有亮相就开裂了，这可急坏了演奏家。香港乐团总监介绍施安顿来帮忙，这是施安顿第一次修理世界顶尖的名琴，琴修好了，声音如初，菲力戴利赞不绝口。
40年中，施安顿不知道修复了多少把小提琴，上自高官名流，下至街头卖艺人。外国人也不远万里，慕名到香港找他修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