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放下武器》表面看来是一部官场小说，但是在我看来，《放下武器》仍是一部具有艺术探索的长篇小说，它并不满足于一般官场小说的叙述核心是官场的运转与人物在官场中的命运沉浮，小说的叙事交替使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个视角，探讨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很有思想深度。你能谈谈这篇小说么?
许春樵:我写长篇小说《放下武器》是2001年，距离写《礼拜》和《请调报告》的1990年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这时候，先锋小说在中国已经全面没落，一些我认识的后来写先锋的小说家，他们已经到了作品发表不掉的痛苦而尴尬的地步。我在1997年调到安徽文学院做专业作家后，就不再写先锋小说，在先锋写作面临集体性焦头烂额的困境时，我已经提前悟出了:传统不一定就是守旧，能活下来的传统意味着不可颠覆的价值，传统的写作可能就是经典的写作。相反，时尚而潮流的写作，在其激情与潮汐退却后，如果再不要命地为其献身，等于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过气的先锋写作反而是一种落后的写作。
我写长篇小说《放下武器》之前首先是阅读了大量的十九世纪欧洲的长篇小说，从二十世纪往十九世纪读，我觉得这不是倒退，而是归位。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哈代、司汤达等人的长篇小说代表了传统而经典的长篇文体。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李建军博士在向我约这部长篇小说时，给了我很大的信任与鼓励，所以，我必须将传统而经典的长篇小说技术研究到很有把握后，才敢下手。应该说，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主要是《苔丝》中的几组人物关系与情节关系的戏剧性设计，给了《放下武器》的戏剧性结构设计以巨大的启示，即如何在主线之下，将几组人物关系和情节关系纠缠与拧紧并形成阅读控制。我在拥有了足够的自觉与信心后， 2001年秋天某一个阳光并不灿烂的早晨，我在电脑上敲下了“《放下武器》”四个字。
这部长篇小说出版后，反响超出我的预料，盗版在新书上市10天后就满大街叫卖了，而我更看重的是学术界对这本书的肯定和认同，各种期刊及报刊对《放下武器》的研究论文及评论文章有30多篇，其中《作品与争鸣》在争鸣这部小说时，除了有两篇肯定的文章外，还有两篇批评性文章，大概是说《放下武器》宣扬了抽象的人性论，把腐败分子的贪腐与堕落归罪到制度与社会的头上了，没有自我的质疑和反思。我以为，这两篇批评文章更像是表扬，因为我确实在这部小说中没有“自我归罪”的立意，我所思考和想突破的就是:不能让一个人为一个制度去承担全部的罪过。不是缺德的个人伤害了制度的尊严，而是缺德的制度让脆弱的个人成了它牺牲的羔羊。文学应当揭示隐秘真相背后的人性的坚守、挣扎、受伤、分裂、异化与毁灭，而不是表达公共价值和流行判断。
周新民:在我看来，《放下武器》仍然具有很多先锋小说的要素。你同意这个判断么?
许春樵:是的，《放下武器》中还能看出一些当年实验性写作的影子，比如长句式，感觉化叙事，反讽性描写等。这部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交叉的结构方式，这是写作前有意设计的。两个视角交叉，让小说在两个时空中进行，从阅读上来说，可以变换节奏，在适度间隔与中断下，缓冲直线阅读的疲劳。这种视角与结构变化无疑会拓宽小说的阅读空间，丰富小说的表现力;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形的意义性设计，这两条线中的两个人物，“我”和“舅舅”是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走，“我”在调查“舅舅”被枪毙的事件中，由为挣三万块钱稿费听命于书商的摆布，到逐渐走向清醒、自觉、道义和良知，最后跟书商彻底决裂，而“舅舅”却由清正、廉洁、道义、良知走向了贪婪、阴暗、堕落、分裂与毁灭。这也正是我在小说中想流露出关于人生、人性、人心多种可能性的事实，也想避免小说语义过于单一。
周新民:我很好奇，你如此执着地在先锋艺术退潮的时代一如既往地开展小说艺术探索的动力是什么?原因何在?支撑的你小说艺术探索的资源是什么?
许春樵:你是第一个跟我探讨这一问题的评论家，我以为，探讨小说“怎么写”比探讨小说“写什么”更有意义，更具价值，最起码对中国作家来说是如此。我对小说艺术探索的动力，一是我总觉得最好的写小说的方法还没找到;二是最好的小说还没写出来;三是我应该努力向最好的小说靠近。即使最终实现不了，但不放弃。
如此迷恋小说艺术探索，一是对中国小说不满，中国小说语言来自话本小说，用大白话写人记事，虽状物造型，但直白通透，少韵味，缺意味;另外就是中国小说的价值观有严重问题，要么是讲善恶正邪、因果报应，要么就为主流意识形态鸣锣开道。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对小说艺术做一些探索。二是我们当时学的是文艺学专业中的文艺批评学，学校想培养一批知识结构全新的青年评论人才，所以，我们当时除了基础课程之外，开设了“叙事学”、“西方现代哲学”、“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等许多新课程，而且分类很细，比如讲“神话原型批评”的是一个老师，讲“叙事学”是另一个老师，讲海德格尔的是一个老师，讲阐释学的又是另一个老师。新课程新知识的专题性、专业性、针对性很强，而且同学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和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阅读、研讨和思考上，所以，当时对小说艺术探索，本身就是专业需要。
支撑小说艺术探索的资源首先是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影响我文学观念更新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神话原型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投入的时间也最多。比如，我们当时研究小说叙述人和作者区别，也即“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所以，“文如其人”是一个伪命题，于是我想让两篇小说看不出是一个人写的，就设计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叙述人”，这个设计出来的“叙述人”有他自己话语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甚至是人生观，跟作者本人是毫不相干的。《礼拜》和《请调报告》就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叙述人”在讲故事。那时常常被自己胡作非为的实验激动得到处找人喝啤酒，并竭力推销自己的痴心妄想。
当时小说艺术探索的另一个资源就是西方现代哲学，西方现代哲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让我能更快地进入卡夫卡、加缪、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的小说，但同时也在中西阅读的比较中，看出了中国先锋小说装神弄鬼式的模仿，如果别人不是，但我承认我那些先锋写作的小说是为了写而写的，是装神弄鬼的表演，并没有先锋的灵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