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指出，最近公开的张爱玲“遗作”，要属她自己剖析学生时代想法的《爱憎表》最引人注目。此文的重构过程，日前在“张爱玲诞辰95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发表，全文并于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率先刊登，为两岸三地首见。
张爱玲身后，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所谓的张爱玲“遗作”问世。作为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很感慨，自己是统计学背景出身，要不是父母宋淇、邝文美，他自己从没想过有天要成为她的遗产守护者，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在不违背张爱玲意愿的前题下，整理她所留下的一切，还原更真实的张爱玲。
手稿字迹难辨且杂乱
原本宋以朗并不打算让《爱憎表》发表，“手稿字迹模糊难辨且杂乱难以整理”，坦言自己也不怎么懂得欣赏张爱玲，实难单凭一己之力进行;而后在香港文学评论者冯晞干的协助下，从众多支零破碎的手稿中重构其貌。而其中最费时的工作在于将张爱玲的字迹逐一辨读后，一字一句搬入计算机。“像这里，她写‘马OO’，其实是要写‘马桶盖’(又称马子盖)，省笔画她懒得写就画圈，因为她自己很清楚，可是我们不清楚呀!要推敲很久。”宋以朗说。
迂回曲折讲自己的过去
张爱玲最早提及《爱憎表》是1990年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上，提到1937年高中毕业时在校刊填过一个调查，其中她填下“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人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喜欢吃:叉烧炒饭”故而她名为“爱憎表”。但即使是她自己，“隔了半世纪看来，十分突兀”甚至完全陌生，需要解释，于是她花了约2个月的时间写《爱憎表》但陆续搁下，始终没有写完。
冯晞干指出，张爱玲《爱憎表》如《小团圆》，迂回曲折地讲自己的过去，除张氏回环往复式写法的文学性值得一探，另有其传记价值;相较于自传性小说，此文更为直述，可借以理解张爱玲的小说及其切身经历的关连。
冯晞干以《少帅》为例，当中特别提17岁应具由特别意义，在《爱憎表》中可见她写道:“我17岁那年因接连经过了些重大打击，已经又退化到童年，岁数就是一切的时候。我17岁，是我唯一没疑问的值得自矜的一个优点。”
重构《爱憎表》另一个重大的收获，在于从张爱玲的草稿中，可得知她的写作方法，首先会条列式地拟定写作大纲，且同一段话她会反复重写，添补内容，由此可知她为文力求尽善尽美，每篇文章皆悉心经营。(新妍)
链接：
《爱憎表》节选
转世投胎靠评分
但是当时她那一席话却起了个副作用，使我想到死亡。那时候我们住白粉壁上镶乌木大方格的光顶洋房，我姑姑说“算是英国农舍式”。有个英国风的自由派后园，草地没修剪，正中一条红砖小径，小三角石块沿边，道旁种了些圆墩墩的矮树，也许有玫瑰，没看见开过花。每天黄昏我总是一个人仿照流行的《葡萄仙子》载歌载舞，沿着小径跳过去，时而伸手抚摸矮树，轻声唱着:
“一天又过去了。离坟墓又近一天了。”
无腔无调，除了新文艺腔。虽是“强说愁”，却也有几分怅惘。父母离婚后，我们搬过两次家，却还是天津带来的那些家具。我十三岁的时候独自坐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旁，在老洋房阴暗的餐室里看小说。不吃饭的时候餐室里最清静无人。这时候我确实认真苦思过死亡这件事。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世界照常运行，不过我没分了。真能转世投胎固然好。我设法想象这座大房子底下有个地窖，阴间的一个闲衙门。有书记录事不惮烦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善念恶念厚厚一叠账簿，我死后评分发配，投生贫家富家，男身女身，还是做牛做马，做猪狗。义犬救主还可以受奖，来世赏还人身，猪羊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只好永远沉沦在畜生道里。
我当然不会为非作歹，却也不要太好了，死后玉皇大帝降阶相迎，从此跳出轮回，在天宫里做过女官，随班上朝。只有生生世世历经人间一切，才能够满足我对生命无餍的欲望。
岁数即是身份证
小时候人一见面总是问:“几岁啦?”答“六岁”，“七岁”。岁数就是你的标志与身份证。老了又是这样，人见面就问“多大年纪啦?”答“七十六了”，有点不好意思地等着听赞叹。没死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形貌个性，一切资以辨认的特征，岁数成为唯一的标签。但是这数目等于一小笔存款，稳定成长，而一到八十岁就会身价倍增。一辈子的一点可怜的功绩已经在悠长的岁月中被遗忘，就也安于沦为一个数字，一个号码，像囚犯一样。在生命的两端，一个人就是他的岁数。但是我十七岁那年因为接连经过了些重大打击，已经又退化到童年，岁数就是一切的时候。我十七岁，是我唯一没疑问的值得自矜的一个优点。一只反戴着的戒指，钻石朝里，没人看得见，可惜钻石是一小块冰，在慢慢地溶化。过了十七就十八，还能年年十八岁?
所以我一听见“才十七岁”就以为是说我。随即明白过来，隔壁房间死了人，抬出去了，清理房间。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在那一色灰白的房间里，黎明灰色的光特别昏暗得奇怪，像深海底，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死了自己不知道，还是她替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