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来就是诗歌之子，我是风与光的君王”
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生于叙利亚海边一个叫卡萨宾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是贫困的农民，血液里却流淌着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艺术基因传递给了子女:长子阿多尼斯成了诗人，一个女儿成了画家。
直到13岁，少年阿里还没有机会进学堂，“我从小就要帮父亲干活，摘果子、种地。”有一天，阿里困倦得在树下睡着了，“梦中我作了首诗，献给叙利亚独立后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总统很欣赏，说:‘孩子，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想进学校，我想学习。’”
这个梦在他14岁时惊人地变为现实，与梦中情形如出一辙。当时叙利亚总统在阿里的家乡附近巡视，少年阿里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
这是阿多尼斯生命中第一个奇迹，他因此说:我生来就是诗歌之子。
在中学，阿里开始以“阿多尼斯”的笔名发表诗作。希腊神话中，阿多尼斯是爱神和冥神都着迷的美少年，也是叙利亚国王之子。上溯到高古，这个词来自古黎巴嫩一条叫做“阿多尼”的河流。“这笔名显示出阿拉伯与西方长期相互影响，而我们现在却要分这是东方还是西方。我高兴的是，我106岁高龄的母亲现在也叫我阿多尼斯，而不叫我原名。”
“我经常写诗，署上真名后向报社投稿，但没人愿意发表。阿多尼斯启发了我，以这个笔名再投，居然顺利发表了，从此这家报社不断刊登我的诗歌。有一天，报社主编通知要见我。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去见这个大人物，主编很惊讶，经过交谈，他才确认我不是冒牌货。”
女作家安妮·沃德·明科夫斯基这样描述阿里出现在主编室的情状:“竟然是个羞答答的乡下后生，破衣粗衫，脚上还穿了双超大号的靴子。”
大学毕业以后，阿多尼斯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这位金刚怒目的青年，一度投身左翼政治运动，并因此入狱6个月。1956年另一桩戏剧性事件发生在他头上:退役后他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刚过国境线5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要同埃及并肩作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宿命还是巧合?祖国，他回不去了。1956年出狱后，他迁居黎巴嫩。1980年，为避黎巴嫩内战移民巴黎。之后，他改用西式名字阿多尼斯。
“我是犹如中国作家鲁迅那样的批判者”
这是一片意义的丛林，向导是阿多尼斯与他的诗篇。作为新意义的赋予者，他称自己“风与光的君王”;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则说他是“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
世所公认，阿多尼斯之于现代阿拉伯诗歌，恰如艾略特在现代英语诗歌中的地位，在他的荣誉清单上，有一长串国际大奖散发光芒:布鲁塞尔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卡佛文学奖……自2005年起，他连续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直是大热门。但他全不在意。
同时他也是思想家、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有人无条件地爱他，有人咬牙切齿地恨他，也有人表面向他的盛名鞠躬，内心却怀着警惕。
他的中国译者、北外的阿拉伯语教授薛庆国告诉他:有人评价你是“阿拉伯世界的鲁迅”。他知道鲁迅，在他捧读过的中国文学中，有3个名字熠熠生辉:屈原、李白和鲁迅。阿多尼斯认为，“我是犹如中国作家鲁迅那样的批判者”，而且是“双重批判者”。他既反对西方文化的曲解，又对阿拉伯传统文化有极深刻的反思。但过强的批判性，也让他在阿拉伯世界备受批评和排挤，所以他写道:“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
像世界各地大多数的诗人一样，阿多尼斯无法靠写诗为生。他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绘画。他长期生活在法国，却坚持只用阿拉伯语写诗。其有关诗歌革新与现代化的见解影响深远，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大争论。迄今发表《风中的树叶》、《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近2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