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两位作家的发言，视野和格局都非常宏大，而这恰恰是近二十年来我们人文学科一直强烈地想要摒弃掉的东西。当我们试图把这样一种宏大叙事、人类视野或者时代格局，摒弃在我们的思考之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文学科变得非常单一，越来越贫瘠，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这样一个后科学时代或者后人文时代，怎样来重构个体和时代、个体和科学、个体和整个宇宙的关系，我觉得特别重要。
往极端里说，科幻文学比纯文学更纯文学，它恢复了人类世界最初的好奇
杨庆祥:科幻小说本来是一个很现代化的概念。中国科幻文学有三次高潮，一次是晚清，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就是当下。这三次高潮都对应了中国对自我的重新理解与认识，包括中国和世界的重新定位，其中有政治经济学的东西。科幻作家首先要明白自己的写作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上，才能知道自己的写作应当形塑到怎样的高度。我就特别期望中国的作家，比如夏笳和飞氘，都能有系列作品。系列作品要求作家的写作要有一个谱系，一个远景的规划，要有自己的哲学与世界观，最重要的是要提供人物。科学家可以不让我们懂，但如果科幻作家让我们不懂，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幻作家。因为科幻作家是把科幻和讲故事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幻和文学的本质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塑造人物。怎样让人记住小说中的名字是特别重要的，设定一个具有中国性的、征候性的名字，作为一个系列写下去，也许最重要的科幻人物就在这个系列作品中出现了。刘慈欣的三部曲就有这样的建构意识在里面，始终有一个人物，有一个对文明的重新理解与界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徐刚:要有系列人物。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这种古典主义式的写作方式很难。现在的科幻最重要的是观念，人物反而不是很重要，当然它也揭示人物内心，也就是人性本身，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历史的关系，反而这个人本身不是太重要，而是观念比较重要。
前面谈到科幻和纯文学的关系，有一种把科幻和纯文学割裂开来的趋势和倾向。我觉得科幻固然是好，它能够提供更宏大、更终极的命题，然后非常从容地讨论一些大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般，回过头来觉得纯文学格局太小，我反倒觉得两者并不是矛盾的。纯文学自有其优点，它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时候，在形式、技巧上有一整套非常成熟的方法，而科幻有一些比较宏大的观念，这样结合起来的话会更好。
我把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梳理了一下，我发现，最初的科幻就是做了一个科普工作，包括建国初到新世纪初，很多人都是科技领域的，写科幻小说，通过科幻小说来普及科学知识，故事相对简单。在评奖的时候将科幻小说纳入儿童文学，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背后当然也有“四个现代化”之类的想象在里面。包括至今，最活跃的科幻写作者被归入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里面，从属于科协下的一个协会，也是被想象为科普工作。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的科幻文学、科幻电影引进之后，我们的作家通过学习，在创作中引入了比较复杂的对人性的观照，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硬科幻和软科幻。以前是做科普工作，现在向纯文学靠拢，借助科幻来思考更宏大的问题。我觉得飞氘和夏笳是比较特殊的作家，他们是学院中的作家，他们接受了非常系统的学院教育，他们的人文主义教育是非常完备的，所以他们会非常自然地将科幻中传统的东西和最新的，硬科幻中非常软性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吸收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就能非常从容地思考比较大的问题。
杨庆祥:科幻文学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当代文学”、“纯文学”的认知，两者之间不存在对立的问题，甚至极端地说，科幻文学比纯文学更纯文学，因为科幻文学恢复了人类世界最初的好奇，这是所有科幻文学最好的素质，或者最让我惊讶的地方，它重新恢复了人类对最初面对世界时的惊奇和天真，而这是文学最初的出发点和起源，这在很多当代文学的写作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当代文学变得特别地世故、庸俗。我们去看一些选刊上的作品，都是那种事情，比如男的去嫖娼、搞婚外情等等，难道人类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吗?并不是啊，人类在面对世界的时候，有好奇、天真的赤子之心。科幻文学就很纯粹，在刘慈欣的《三体》里面也很难看到三角恋等各种关系，因为他对世界的好奇占领了他全部的身心，我觉得这是科幻文学最纯文学的地方，也是原始的出发的地方。
第二个，我认为人文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人文主义可能只能提供慰藉，甚至是欺和瞒。但是科学是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怎样做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者，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如歌德、席勒，文艺复兴的那些巨人们，他们首先是个科学主义者，其次才是个人文主义者。他们都是会去做科学实验的人，而我们只是读了几本书，就觉得自己是人文主义者，我觉得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混淆了，或者说已经庸俗化了，这个对立也庸俗化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怎么重新整合，这是未来我们要面对的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