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一个乡村妇人的内心经历，并不比都市白领经历的少。她们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里苦苦挣扎，左右彷徨。
记者:您把“芳村”定义为“乡村”而非“农村”，一字之差，就审美而言，这中间情感和意境是否也有差别?
付秀莹:乡村，在我看来有更多的意味在里面。泥土，草木，田野，屋舍，鸡鸣狗吠，炊烟袅袅。比起农村，我更喜欢说乡村。总觉得，乡村这个词有一种自带的诗性，她包含了我对于家园和梦想的全部想象。农村，强调的是似乎是农，农耕，农人，农活，农家。这个农字，恰恰是现在的芳村所缺乏的。一些东西正在渐渐消逝。一些东西可能终究会烟消云散。
记者:在“芳村”中，我读到不少从孩童视角观察到的世界，这是一个鲜有世俗评判的世界，所有的情景都是淡淡的，但是又不缺乏趣味与欢乐，偶尔也只是一点点忧伤而已。在选取角度上，您选择孩童而不选择成人视角是否别有考量?
付秀莹:童年视角是我比较偏爱的，尤其是在芳村书写的时候，用的比较多。这可能是源于我的童年经验。我在芳村度过了完整的童年时代。当我书写芳村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选择童年视角，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对芳村进行重新打量和观照。是谁说的，一个人永远走不出他的童年。我深以为然。
记者:从孩童的视角出发，“芳村”中的人都在诉说自己的心事，您如何看待这些在乡村伦理传统下生活的女人们的精神世界?
付秀莹:在芳村，至今还生活着我众多的亲人。那些小说中的女人们，其实就是我的姊妹，我的母亲，我的左邻右舍，我的乡亲们。她们的心事，也是我的心事。我总是忍不住对她们的人生牵肠挂肚。因为关痛痒，所以才有切肤的爱和疼。在时代的风潮中，一个乡村妇人的内心经历的，并不比都市白领经历的少。她们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里苦苦挣扎，左右彷徨，那一种进退失据和惊惶不定，令人痛惜。
记者:您文境是内敛的，但有些人物确是放浪直白的，他们的性格跃然纸上，您觉得是芳村塑造了他们的性格还是因为这些性格，才有了芳村?
付秀莹:在《陌上》里，翠台就是一个很正的人物形象，端正的，传统的，有着中国传统所具有的诸多性格特征。这样的女子，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比如我们的母亲，就天然地被赋予了这些人格特点。温良恭俭让，贤淑而朴实。但往往这样的人物形象会因为缺乏个性而显得平庸。另一类，如《陌上》里的望日莲，瓶子媳妇，春米等。尤其是望日莲这个人物，有一点邪气在里面，妖媚的，放荡的，风情万种，在男性世界里如鱼得水。有读者说望日莲这个人物写得光彩熠熠，是一个典型人物形象。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可以说芳村塑造了望日莲，也可以说，望日莲成就了芳村。
6 写中国故事，就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长河中汲取养分，所谓的继承和延续，发扬和光大，全赖于此。
记者:在这些心事背后，您写到“都过去了”，这是一种释然，也是“中国文化喂养出来的中国风度”。这其中没有道德批判，让我更多看到的是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谦卑、忍让、守家、勤劳、温和、智慧。您怎样看待中华优良传统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里，母亲和四婶子那一场较量，其实是难分胜负的。在世俗意义上，母亲胜利了。父亲重新回归家庭，与母亲厮守一生，携手白头。而四婶子，终身未嫁，孤独终老。而在精神意义上，胜负不可深究。母亲对于这场婚姻危机的应对，其实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髓，隐忍，克制，包容，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一种处理情感的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理想，饱含着中国人独特的情感经验和心灵秘密。什么是中国故事?这就是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同中国人独有的审美经验和情感奥秘分不开的。写中国故事，就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长河中汲取养分，所谓的继承和延续，发扬和光大，全赖于此。
记者:与您书写乡村之美不同的是，现实中乡土正在萎缩，人的行为人情都在发生着变化，您描写的“生产队、记工分、派活、纳鞋垫、看露天电影”这些乡村生活都不复存在，您希望读者看到怎样的社会图景?
付秀莹:首先我的小说并不都是描写的乡村之美。关于乡村的书写我大约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追忆，追忆似水年华。在这一部分里，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暌隔，乡村的苦难被过滤掉了，呈现更多的是纯净的诗意和伤怀之美，比如《爱情到处流传》《旧院》《锦绣年代》《笑忘书》等。另一部分，是对当下乡村的书写，如《六月半》《迟暮》，包括最近的长篇《陌上》等，以《陌上》为例，因为触及到严峻的现实，这里面有很沉重很尖锐的疼痛感在里面。乡村的消逝和新变，引发了我们新的乡愁。这乡愁不是那乡愁。这种乡愁有很痛切的东西在里面。不仅仅是芳村，也不仅仅是中国。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相信这句话。
记者:如今您书写“芳村”已经五六年了，未来您会继续给读者讲芳村的故事吗?
付秀莹:像一个人永远走不出他的童年，我也永远走不出我的芳村。芳村的故事我肯定还会继续写。也很可能，芳村的书写将会伴随我一生的创作。即便是写城市，芳村也会默默站立在城市之外，在她应该在的地方。暗中相助。暗自汹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宿命?
青年作家系列访谈由鲁迅文学院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