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资源进入我们的作品，
才是更可靠的态度
有人说，相较于1980年代中后期以文体探索和叙事实验为主流的先锋小说，199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精神主要体现为向个体生存意义上的原生体验的回归。应该说，弋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之一。
“世俗生活貌似平庸寻常，却囊括着本质上的尖锐与激烈，在这个意义上，它给了我写作的依据。”弋舟对表面千姿百态的城市生活进行了耐心的摹绘，展开关于个体存在与世界关系的探索，由此敞开一个时代浮躁沉郁的内里;但与此同时，“我的写作习性，决定了目前只能更多依靠‘观念层面’来处理现实，即便我渴望自己也能写得烟火气十足。”很长时间是被“虚构的热情”所驱使，从观念中来，到观念里去，这种写作令他体验到了巨大的乐趣。
□卢欢:与年长的作家或一些同代作家相比，您从小生活在城市，没有乡土经验，从而铸就了某种特别的气质。从一方面看，这是您的短板，但换个角度，或许摆脱了乡土叙事的包袱，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会促使您主动地、义无反顾地在城市叙事中越走越远么?
■弋舟:我也只能在自己有限的路径上跋涉，所以谈不上“促使”，因为别无他途，已经被限定。每个人都得面对自己的局限性吧。至于越走越远是一个怎样的图景，我自己也无从想象，也只能假设我们往下走，就是一个“越走越远”的态势了。
□卢欢:这样好像又是宿命说了，像作家贾平凹总在说“我只能写乡土一类的作品”。作家是有定数的，不是吗?
■弋舟:当然是有定数的。这个还有疑问吗?哪个作家要是说自己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使然充满了自我把控的信心，我必定怀疑他。
□卢欢:您在《而黑夜已至》的创作谈中指出，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在技术上有一个格外明确的目标，就是“非常清醒地要求自己写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小说”。在您看来，如何界定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小说?
■弋舟:首先它当然必须是以城市为背景的，但仅仅以城市为背景显然又不够，它要求某种“腔调”，往深了说，就是那个所谓的“城市精神和城市气质”了。精神和气质直接源自作家的感受，你没有那样的生命感，通篇充斥着咖啡馆也没用，即便生活在城市里，这种生命感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
□卢欢:我理解的是，相比以城市为背景的故事本身而言，萦绕故事内外的氛围、趣味、情感、味道之类的东西，同样也是您感兴趣去深究的?
■弋舟: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你所说的这些，仅仅靠“感兴趣”恐怕也未必能够捕捉。那是一种天然的契合，不用格外“感兴趣”，它们本身就萦绕着你。这么说，显得“城市小说”似乎就高级一些，不是这样的，它只是文学的一种样态，只不过中国作家今天格外需要面对这样的样态了而已，因为城市生活已经开始成为我们的事实。
□卢欢:在有些人看来，城市文学是沉睡的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或者说，未来能够成为汉语文学增长点的是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您对城市文学的前景作何感想?
■弋舟:必然是这样。这里还是无关价值判断和孰优孰劣，只是基本事实。世界变了，翻篇儿了，城市生活是我们未来的基本面，跟着活和跟着写吧。
□卢欢:陈晓明老师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过，中国的城市文学要成就自我，就需要作者用微妙的笔调来写个人，从粗犷的历史、豪放的结构，转化成个人心理的微妙变化的书写。就您的写作经验来说，如何“挖掘”城市文学资源?
■弋舟:陈老师总有真知灼见，几乎是用史家的目光在洞察我们文学现象的本质。你所说的“挖掘”，可能也是陈老师所指出的那种“粗犷”和“豪放”吧，好像文学之事真的就是在土地里劳作，那当然只是一个比喻，没有错，在某种意义上也很准确，但是，我们的文学态度，文学理念，长久以来被这种比喻所笼罩，形成的那种范式，如今恰恰和“微妙的笔调”相冲突了。所以，我愿意“微妙”地捕捉，而不是粗犷地挖掘，也许，让城市资源进入我们的作品，这才是一种更可靠的态度吧。
□卢欢:您有关城市题材的作品不拘泥于写实。从观念中来，到观念里去，是您长久所依赖的写作方式。这样是否更能揭示城市斑斓景观遮蔽下的生存本质?
■弋舟:不能。它只是我的局限，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利器。
□卢欢:相比其他一些作家来说，您对自己的“局限”总是有着某种警惕和反省。但依靠“观念层面”来处理现实真的是写作的一种局限么?有的作家放弃了描写人们的世俗生活，而是倾心于描写刹那的幻念，并且把幻念写得比现实更丰盈。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是物质世界永远难以企及的，或许这也是一种写作理想?
■弋舟:老实说，我现在真的对自己、对世界毫无把握，我也不太愿意过度谈论“写作理想”，那样显得自己似乎很有规划，很知道怎么办似的，我只能做我自己能做的，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局限。“局限”不好吗?事实上，很多时候倒是自以为是的“无限”在蒙蔽我们、损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