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失败感之中，
我唯愿自己更能够匍匐在地
“作为一个作家，我写作的理由越来越少(如喜欢文字、对死亡的恐惧、希望出名、创作的喜悦、讨厌坐办公室等等)，只为一个首要的理由:我相信最好的艺术表现最多的生命真实。”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这句话，被弋舟在谈论自己的写作时引用过。
步入老境的朱利安·巴恩斯逐渐看到更加清晰完整的生命真相，着迷于时间、衰老和死亡这类题材，因此有了短篇小说集《柠檬桌子》。而弋舟因为接受了一个写作计划，在2013年的暑假期间和大多数周末，带着儿子频繁地走访空巢老人，聆听着一个个垂暮的故事，于是有了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对于弋舟来说，这是一场事关“孤独”的写作。相较于肉体衰败这样的自然规律，“孤独”，就显得格外沉痛。也是“孤独”这样的存在，令每一位空巢老人彰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不知何时起，“孤独”便成为他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即便是有关成长的那部分作品，也写出了孤绝、憔悴之美。
□卢欢:在您早期的创作中，《跛足之年》是很特别的一部。它是您写作的起点(所谓“跛足之年”是指那个“千禧年”)，从一开始就企图和时代有所勾连。但您说原想把它写成预言，没有写好。为什么说对于时代的敏感正是您当时提笔之时最大的动因?
■弋舟:我会因此而觉得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东西是件不那么无足轻重的事情，它会帮助我克服软弱，克服自以为是，让自己明白自己的那点儿痛苦其来有自，并非无端端的，它和世界建立起的那种关系，能让我变得稍微安静些。
□卢欢:慢慢地，您有许多小说的主题涉及到孤独、死亡、虚无、抑郁症、黑暗、贩毒、监狱、癫痫和梦游……取材也很宽，涉及许多完全不同的领域。看起来有些并不是自己熟悉的，也与正常人的生活有点隔，为何不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深入挖掘呢?
■弋舟:小说家以虚构为志业，我还是更乐于想象世界一些。身边事，鸡零狗碎，真的那么值得拿出来描摹与渲染吗?而且，你所罗列的这些项目，对于我们而言，也不是遥远得像是外星球的事一样，它们也是我们的“身边事”。
□卢欢:有种声音认为，您的小说擅长借用通俗文学惯用的犯罪叙事来表现社会人生的重要问题。比如说《鸽子》《外省书》等。您怎么看待犯罪事件在小说中的位置，它是否只是您通往精神追问的一个通道?
■弋舟:我们能把通俗文学写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犯罪肯定是极端事件，小说有时候是需要“极端”的。这类事件在我的小说里，没位置，起码，我没想着要给它一个什么位置。
□卢欢:《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部小说有共同的男性主角——中年知识分子、自我诊断的忧郁症患者刘晓东。他有穷追到底的性格，去找那个突然失踪的青春期男孩;帮助那个受伤害的女孤;找到那个死者的前妻或情人，聊一聊突然赴死的主人公……他是您借以观察世界的一个坐标式的人物?他“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与您个人的心理诉求有关?
■弋舟:小说家塑造人物，当然是想藉此来向世界发言。诚实的写作，作家自己不免都会有代入感，这些都是文学常识。
□卢欢:小说中的人物“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他们惴惴不安地活着，反省自己的罪恶，并且心怀忐忑地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赎罪”，以求让自己生活得更安心。这让我们看到复杂人性中光明的一面。所以您又给予这个时代一些“劝慰性的温暖”，愿意给读者传递光明、温暖的东西?
■弋舟:是的，我愿意。生活已经够糟糕了，干吗还要在小说中更加地“描黑”?但这种温暖，只能是劝慰性的，就像我们面对一个不幸的亲人，即便明知道说出的话意义并不大，甚至提供的还是虚假安慰，可我们还是得劝一劝，否则直接鼓励自杀好了。
□卢欢:您有一部小说叫《隐疾》，很多评论家由此论述“隐疾”这个词语是揭开您的小说文本深意的密码。如果说，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下，人们的灵魂没有同步，心灵隐疾越来越没有宣泄的地方，您觉得治愈“隐疾”，实现灵魂救赎的力量从何而来?
■弋舟:我没有力量，身陷失败感之中。我不知道那种治愈的力量该从何而来，那是写“心灵美文”的人干的事，我更不是大夫，没有水准开药方，我唯愿自己更能够匍匐在地，那样，我或者会得到些安静的力量。
□卢欢:您还有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这在您以小说为主的众多作品中算是另类吧。您有文章讲到写空巢老人源于自己对孤独感的理解，想探究产生暮年赴死等伤痛的我们这个老龄化时代的构成方式。能讲讲您写作时的具体感悟么?
■弋舟:一旦触及这样的题材，你就会清楚地知道，人是会老的，人是会死的。这既让你悲伤，又让你得安慰。
“空巢”现象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愿意将之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困境的基本“表征”之一，它所涵纳的，除了伦理与社会学的意义，更有某种深刻与复杂的“时代性的悲怆与无力”。
而作为具体的“空巢老人”，他们的形象却因为屡见不鲜而显得轮廓模糊。在我面前出现的这些老人，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采访，连我都会将他们混淆在大而无当的概念里，认为他们就只是、也只是生活的本身而已，他们仿佛仅仅只被赋予概念的意味，我们极少能够有机会，甚或有耐心侧耳倾听他们独特的声音。要知道，通过媒体，他们大体也是被同一种叙述范式所描述的。
无疑，老人们都是艰难的，这是自然规律使然，尽管程度各有不同。但我却必须将他们一一分别，让他们成为唯一的那一个空巢老人。在我眼里，让每一个人成为他们自己的，无一例外，都事关“孤独”。是“孤独”这样的存在，令人之个体彰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相较于肉体衰败这样的自然规律，孤独，就显得格外沉痛。因为前者不可逆，所以我们面对起来反而易于接受，而所谓孤独，似乎是一个可以人为调剂的情绪——尽管人之孤独，亦是不可辩驳的生命本质——所以强加于己的时候，才如此令人神伤。
□卢欢:这部作品建立在您走访、记录了数十位空巢老人的生活之上，而且是带十三岁的儿子一同采访。这种形式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您希望通过这个给后代带来怎样的一种生命教育?
■弋舟:写作《我在这世上太孤独》时，整个写作状态乃至工作方法，还是有别于小说写作的，它令我体验到小说写作无从经验到的一些美好，并且也启发了我对写作之事新的理解;但同时，写就之后，那种完全基于写作本身的、一个小说家的创作“私欲”，却似乎又有了明显的亏欠。于是，我还是需要以小说的方式，再一次翻检一下这笔资源。
我想让儿子对于生命有一种重视，知道人的全部肉体过程。他能有一点点地触动吗?可能很难，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在每一个生命阶段里，无视那个作为整体的生命，似乎自己是可以永远这么着似的。
□卢欢:其实您后来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有延续着对孤独老人的关怀，或者如何面对衰老的思考。比如，短篇小说《出警》表面是写三代警察的繁琐工作，实质上通过“重点人口”老奎和退休老校长多次报假警，揭示鳏寡老人的“孤独感”。《平行》关注的则是人到老年之后在精神上遇到的困窘。这跟您早期写《锦瑟》时靠想象来写老年人的世界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弋舟:早期写《锦瑟》，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快感，如今写《平行》，写《出警》，可能情感上更投入了，毕竟，十多年过去，我距离那个遥远的老年，当然是又近了一些。
□卢欢:最近的一部书写城市白领爱情的小长篇《我们的踟蹰》广受好评。在如今这样一个讲究实利、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许多人难以再“葆有磊落的爱意”，也“不再具备契阔的深情”，李选和曾铖也因此爱得踟蹰，直到跌入绝境。这让人想起一度被热议过的都市人群“爱无能”的话题。这是不是说，在被大时代背景“裹挟前行”中，个人的情感看似更加开放和自由了，却并不自主，甚至显得格外犹疑和困顿了?
■弋舟:对的，任何事情都会有代价，自由意味着选择的路径多了，而选择的路径多了，人难免会更加犹疑。如今人与人的交往，便捷到可怕的地步，那么好了，蜂拥而至的时刻，“爱无能”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