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垦殖，坚忍不拔的性格
在饱经几十年战火蹂躏之后，明军败退之际，汉族居民绝大多数随之退入关内。清之入关及迁都又几乎是举部西上，东北地区呈现出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沿海仍然是黄沙满目，一望荒凉，内地则“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无人”(《清圣祖实录》)。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首次东巡吉林时，吉林境内还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正如扈从高士奇在一首诗中写道:“空山绝四邻，豹虎时盘旋。”从开原进入吉林省境，沿途所见，皆为荒山湖泊，连路都找不到，几乎看不到人家，直到进入吉林乌拉，才看到民人居户(《从东巡目录》)。至于黑龙江地区，由于地域偏北，交通不便，气候酷寒，更是人烟稀少，荒野大莽。
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闯”入东北的广大穷苦农民，向自然界展开了宣战。他们历尽艰辛，垦辟荒芜，播种五谷，使东北渺无人烟的土地上出现了“但见西陌与东阡，鸡犬农家相毗连”的田园风光(《皇华纪程》)。对于清末移民艰辛开拓的景象，汤尔和在《黑龙江》一书中做了生动的描述:“当是时，黑龙江全省，实为榛莽之区，山深林密，人迹不至……呼兰河流域，松花江沿岸，今所称为谷仓者也，在当时，惟有灌木丛生，狐兔出没，荒凉寥落，长年终古而已。汉人一至，乃披荆斩棘，以血肉筋力与鸟兽争，与气候争，与洪水争，与土人争，乃至与饥饿疾病争，遂有1906年以后之天地。”
关内移民进入东北后，不仅辛勤耕作，开垦荒地，而且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东北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清初东北，特别是吉林、黑龙江地区仍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他们“向习游牧，不讲农桑”(《黑龙江志稿》)，农业生产极为落后，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汉族移民到来之后，新的生产技术和工具逐渐引入，原先落后的耕种技术随之被淘汰，汉族人民精耕细作的做法和生产程序也传授给了当地少数民族。广大移民不仅将荒野开辟成良田，而且将中原地区的作物品种带入东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北地区主要农作物品种，包括蔬菜瓜果在内，都已引入东北。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始修撰的《吉林通志》记载的植物中，谷类计23种，蔬类计42种，瓜类计9种。民国八年修撰的《黑龙江志略》记载的植物中，作物品种又有新的增加，谷类计28种，蔬类计42种，草类计39种，瓜类计10种，果类计34种。
经历历年的放垦和开发，东三省的耕地面积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据统计，在1887年至1927年的40年间，东三省的耕地面积由3007万余亩增长到1.7亿余亩，增长了5.7倍，尤其是到1925年以后，随着关内移民数量的猛增，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也随之加快，至1930年，三省耕地已达到2.06亿亩。
由于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作物品种增加，加上土地肥沃和先进的耕作技术，致使农作物产量也有了提高。到光绪年间，黑龙江主要粮食作物大豆和玉米的产量居全国之首位。到清末的1908年，东北五大主粮的年产量总和为800多万吨，人均口粮1000斤以上(衣保中著《中国东北区城经济》)。民国初期，粮食产量增长速度(84.6%)甚至超过了耕地面积的扩展速度(67%)，人均粮食产量从1915年的490公斤，增至1930年的684公斤(葛剑雄等著《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930年，东三省大豆产量达640万吨，玉米产量208万吨，高粱产量580万吨，谷子产量390万吨，比1924年时增长30%。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东北地区每年向市场提供大量的商品粮。东北输出的粮食一部分销往关内各省，另外还大量销往国外。
随着东北粮食商品化的发展，20世纪初，东北地区作为我国以大豆和小麦为主导的商品粮基地初步形成。在移民垦荒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近代东北商品粮基地，是我国农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东北地区农业崛起的功绩，归功于广大移民对新垦土地的开发耕耘。时人评论道:“鲁人之开发东三省，与华侨之开发南洋，其成绩功勋，足以互相媲美。东北农业之发达，实以山东移民为其中坚。”(黄泽苍编《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