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退休后的作品是很让人惊讶的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就打几个边鼓。第一个关于王瑶先生的资料处理问题。这学期我讲的课是现代文学史料学，总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全集如何编撰。曾经就提到我们当年在编撰王瑶全集时，大家认为应该把王瑶先生的检讨书放进去，我是反对的，但是我的反对无效。我反对的理由，老钱认为太书生气了。
我觉得全集是对作者负责，举个例子，钱钟书是非常反对别人动他的东西的，他会把动他文字的人告到法庭上。他在所有的书后都会说:我总有把握我自己的书的权利吧!所以我不要的东西，你不要进来。我记得当年王瑶先生对把他的检讨书收入《新文学史料》也非常愤怒。你可以想象杨绛晚年总是销毁各种信件以及各种不要的东西。我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那留下来多好呀，我们可以做多少文章、可以做多少研究?可是反过来我又想想:作者有没有权利不要那些东西?我是想说我们有权利尽可能知道得多，可当研究者了解的欲望和当事人保护自己著作权的完整和自己形象的时候，我们是否比较多地考虑了我们研究的方便?
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应该放到档案馆、研究所里供研究者查阅，收到全集里的应该是被对象所认可的、他自己要留给后代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放进去了很多本来不该进去的东西。但老钱的说法也有道理，他说只有全集这一次机会可以让档案公布。所以我一直挣扎是该以研究者为本位还是以作者为本位。
以作者为本位的话，是全集还是档案?我看到王瑶先生在运动中不断做检讨，我心里很难受，这个东西留在天地间是有它的价值的，可是公开出版，我仍然觉得有点不对，我一直很纠结于此。我借此说一下这个事情。
第二，老钱做领导人物的研究，从八十年代就说了。我总是批评和质疑他:做不了。理由就是档案问题。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些档案。而老钱非常聪明地把自己投进去，也就是刚才高远东先生说的融入个人的体验。历史学家肯定会觉得这样的做法有问题，因为不怎么用档案，用的是很多他们认为不具备权威性的资料。我记得有人说:唐人选唐诗有它特定的价值。那么再过100年我们再看，老钱是怎么看领导人物的?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对象。从某种层面说，很多他没看见，他的判断会有问题。金冲及说:你们就是在猜谜。但是我觉得这个猜谜有价值。老钱走出了一条我想象不到的道路。
第三，一个退休后的老钱怎么写作?人文学者很怕的一件事就是没书，一个退休教授不可能整天在图书馆，这种情况下，老钱把它转化成了论述中的体贴同情以及对具体文本的解读。
我们看资料多了的话，读文本会比较粗。资料少了，没有那么多东西，文学教授的长处反而得到了发挥。几年前我当中文系主任的时候，北大校长曾经认真地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请我认真回答一个问题:文科教授六十岁以后是否还能做研究?因为对于理科教授来说，他不能相信六十岁以后还能够做研究。我跟他说:中文系的老师在退休以后成果会更好。不只是老钱，还有几位老教授，比如洪子诚老师、孙玉石老师。孙玉石老师快八十岁了，还经常到图书馆去翻阅旧报纸杂志。谢冕老师退休后的散文写得非常好，他的那篇《一个种子落到了未名湖畔》的散文是每年北大毕业典礼必念的一段话。
这些老教授真的值得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他们退休后的作品是很让人惊讶的，也许只有中文系能做得到。
我追求的是有缺憾的价值
◎钱理群
今天是2016年11月5日，这让我想起了2014年12月12日，我在三联出版《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说要“退出学术界，而不退出学术”，还说到准备写八本书。现在，两年过去了，可以向大家汇报的，是我已经写完了其中的三本。有两本已经出版，即今年7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还有就是这本由东方出版中心也是七月出版的《岁月沧桑》。另一本主要是进养老院以后写的《爝火不息》，在这个月即可完稿。说“完成”，就是说，有些文章是以前就写了的，这两年又集中写了一批重头文章。出版的两本有76万字，其中还有近40万字没有收入，这或许有些遗憾，但毕竟还是和读者见面了。
或许更可以向诸位汇报的，是这两年的写作，因为一开始就定了“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的宗旨，不考虑能不能发表、出版，也不顾及别人会有什么评价，写的时候就毫无顾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可以说，这两年写作，是我一生中写得最自由、最痛快通畅的。
因此，自己写作的毛病，也暴露无遗。就像讨论中朋友们谈到的，喜欢冒险，写自己未必能驾驭的大题目、大问题;写得太快就比较粗，难免泥沙俱下;最主要的是，我写的这段历史，档案并没有公布，许多原始材料都看不到，我又是闭门写作，没有精力去查更多的史料，这样所作出的许多判断和分析，就未必准确，至少还有待检验。而我这样的历史当事人融入了个人体验和经验的写作，固然有一种强烈的生命气息和力量，但也难免会有遮蔽。还有一点，就是我的研究具有很大的试验性，是一种精神史的写作，又融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等等更复杂的因素，这样的跨界写作，文学研究者的史学写作，也就有一个是否符合原有学科的写作规范的问题。坦白地说，这些问题我在写作过程中都考虑过，是明知有缺憾也要写。前面说的“毫无顾忌”，就包括不考虑是否符合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学术界承认与否，自己会不会因此露馅献丑，等等。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只能这么写;我就是这样一个有缺憾的学者，有毛病改不了，也不想改、不必改了，只要保持一个真实的独立的自我就行了。
但任何事都不能说得太绝对，说写得自由与畅快，也不能掩盖内心的焦虑与紧张，主要是担忧由于身体或其他原因，随时都有可能中止写作。于是，就有了类似鲁迅晚年那样的“要赶紧写”的心情与感觉。因此，还要这样拼命写下去，直到写出了我还想写的一切，至少是计划中的五本书，写完就可以无憾地去见上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