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能去拍电影绝对是件好事儿
记者:您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学院派出身，您毕业的时候拍电影还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事情，但现在随着技术的普及和资本的注入，拍电影的门槛大大降低了，很多作家都开始转型做导演了，您怎么看这些作家转型做导演后拍出来的作品?
程耳:其实我没太看过他们拍的片子，所以我也没法评论。但这事儿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不要人为地制造壁垒。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去拍电影，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儿，只有电影越来越多，才会有竞争，才能大浪淘沙地留下一些好作品。
但另一面，现在很多人对拍电影这事儿越来越没有敬畏了，我年轻时候喜欢的很多词，比如“导演”，比如“艺术片”，现在都不好意思提了，都从所谓“高大上”的词变成贬义词了。我是觉得不管做什么事，都得拿出应有的态度，多一点敬畏，别让你这个行当蒙羞。
记者:相比香港的一些导演把自己定义为第三产业的员工来说，是不是内地的导演还是有一种使命感和艺术家的抱负?
程耳:我觉得其实谈不上一种抱负，“抱负”这种词还是太大了。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一种笨拙的自尊心。无论你拍哪一种电影，其实哪怕是你说的那种第三产业的电影，如果有笨拙的自尊心，也还是可以把电影拍好。因为人各有志，每个人想做的事儿和每个人能做的事儿是不一样的。首先你要找到自己想做什么，然后真正冷静地认知到自己能做什么。所以稍微自尊一点，就可以把事情做好，其实没有那么难。卫星都能造出来，拍电影有什么难的呢。
黑泽明
记者:电影出来以后，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在电影里看到了昆汀的影子，但在我看来你的电影比昆汀的片子要节制很多，不仅仅是在演员的情绪控制上，也体现在镜头语言上。同样，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我也看到了类似诺兰的叙事手法，但是又比他的电影更有历史感和格局感，能否请你谈谈喜欢的导演和他们的作品?有致敬的意味吗?
程耳: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想向任何人致敬的意思，但是你之前喜欢的一些作品，总归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创作都是出于本能。要说给我影响最大的导演，其实有很多，比如黑泽明、比利怀尔德(代表作有《桃色公寓》、《日落大道》、《倒扣的王牌》等等)、恩斯特 刘别谦(代表作有《天堂可以等待》、《你逃我也逃》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我还是受这些早期的、比较古典一些的导演们的影响比较多，昆汀的电影我当然也非常喜欢。很多人说觉得昆汀的电影手法很新，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昆汀是一个充满文学性、诗意的、传统美学的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