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对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记者:之前我看到有人说这部电影是以“抗日剧”立项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程耳:这个我不太清楚，这是公司的行为。
记者:在您的小说里，提到日本人往往都会用“日本贱种”这个词，那您是不是很讨厌日本人?
程耳:我前面是有三个字的，“那一代”。我绝对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只是就事论事。与此同时你也一定看到我其他篇章里对日本当代社会也有很多很细致的描述。我觉得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反思战争本身，而不是说哪个民族的问题。我在那篇小说里也不只说了一个贱种，我也说了其他的贱种。就这样，此处没有坑。
记者:有人认为杜江扮演的童子鸡其实就是杜月笙刚到上海的故事，您愿意回应一下这种猜测吗?
程耳:他们上次也都问我这个问题，怎么会这么想呢?我觉得这是最可笑的说法，给我一种乏味的感觉，有一种很表层的自作聪明在里面。但这不重要，也无所谓。我觉得这种想法首先缺乏逻辑性，因为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这样的暗示，而且从时空的角度来说，他和杜月笙是在同一个镜头里出现过的，所以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暗示。所以我觉得这种误读是非常不专业的，是一拍脑门的想法。其次这种误读没有意义，我暗示杜江扮演的角色是杜月笙的过往有什么价值呢?在文本和意义的层面上都没有价值。我认为有的误读或读解是有价值的，有美感和意义，甚至在逻辑上也能说得通。
记者:片子的英文片名是“the wasted time”(被浪费的时光)，我个人看完电影以后认为这个片名似乎更“切题”，想问问您为什么没有以这个为片名呢?
程耳:其实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这部片子的片名，我想到的就是“罗曼蒂克消亡史”，翻译到英文，我才决定变为“the wasted time”。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罗曼蒂克消亡史”更有美感。
人生和创作最后都会回归宗教感
记者:在影片中有很多基督教的元素，这是您自己的信仰还是您认为应该有更高的关怀?
程耳:十字架的元素确实出现得比较多，在小说里对十字架的来源都是有交代的，包括葛优的最后一个镜头，他的形体也是十字架的样态。我觉得其实很多创作最终都会回归到宗教，就好像牛顿研究第一推动力，其实最后也回归到宗教。但艺术创作中触及到的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宗教感，我在小说里提到“诸神”这个词，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神秘感。我觉得人生和创作最后都会回归宗教感，才会找到真正的安静和沉默。
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
记者:您1999年从电影学院毕业到现在，17年间只拍了四部作品，绝对算不上高产。包括您的这本小说《罗曼蒂克消亡史》，您说也是在片场拍片的间歇写出来的。我很好奇您在创作和拍摄这些作品之间的时间，都在做些什么。
程耳:我不算是那种对自己很有规划性的人，不可能每一两年一部这样拍。说白了就是打发时光呗，想办法怎么把时间打发得开心一点。比如创作这件事，我可能半年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但突然有一天感觉来了我就写个不停。对我来说，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如果是流水线批量生产，那就没意思了。我喜欢的是创作过程中，画面和文字流淌而出的那种感觉。
记者:没错，电影里有一段，闫妮和袁泉聊天的场景，袁泉说自己也不知道在拍什么，电影是派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我个人很喜欢这一段，觉得是您在自嘲，但我有朋友说他看完这段觉得很反感，感觉导演在故作姿态，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程耳:没错，这就是我说的，你们对于文学的审美不一样。大千世界嘛，什么样的看法都会有。
记者:看之前的访谈，您提到片子里有一些即兴之作，比如第一幕开头他们吃煎饼，还杜江和王传君比脚的大小，都是原来剧本里没有，但是在片场临时起意拍下的。还有别的这样的即兴之作吗?能否介绍一下?
程耳:还真就只有这两处，我不太爱即兴发挥，基本是按照剧本严格来拍的。
记者:电影最后在票房上的表现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对此会有些失望吗?
程耳:辛辛苦苦拍了这么久，我自然希望票房的表现能更好一些。我不会过度地受票房困扰，票房表现不佳，我不认为这是观众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电影的发行和宣传这些环节上有很多地方是有缺失的，是值得商榷的。让我有些失落的是，以这部电影在观众和影评人当中的口碑来看，它的票房应该更好一些，应该更被更多的观众看到。
(原标题:专访《罗曼蒂克消亡史》作者程耳:文学到电影是条喧哗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