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
大年初一，男人们常走亲访友，各处拜年。而女人们忙活了一整年，终于能放下家务，悉自外出。店铺当然是关门了，可城内城外的许多寺院开放。有生意头脑的小贩们就可以在庙外摆摊，赚一小笔。有的买买古玩玉器，有的表现花样杂耍，有的准备一些冬天特有的食物。
老舍不愧是地道的北京人，他直接告诉读者“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琉璃喇叭大沙雁儿’，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要是喜欢打麻将的，还可以上八大胡同去。原先的赌禁甚至在元宵之前都被解除了，“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但是过年则几乎家家开赌，推牌九、状元红、呼么喝六，老少咸宜。”(老舍《北京的春节》)
烧灯
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过年最为期待的就是炮仗了。按照日历，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十三到十五叫“烧灯”，烧灯也就成了各家烟火高低的小比赛。前面我们多讲的是北方的春节，不妨在回过头来看看湘西才子沈从文的笔底文章。
炮仗简直成为了胆量的象征。“我照例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凭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精疲力尽。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蚌壳精照例多选十二三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
女孩子当然也喜欢玩，冰心最喜欢的“滴滴金”或许大家都还有些许印象，因为这是家长最放心的烟火了。“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晚上放些烟火。大的是一筒一筒的放在地上放，火树银花，璀璨得很!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最简单的‘滴滴金’。那是一条小纸捻，卷着一点火药，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爆出点点火星。”(《童年的春节》)
巴金也看到了“烧灯”背后的社会苦难。耍龙灯的多是精壮劳力，却在众人的狂欢中变成了残忍的牺牲品。轿夫们轮流“把花炮对着玩龙灯的人的光赤的上身射。”烧得这些人“身上的肉已经变了颜色”，但兴高采烈的观众并不罢休，而是继续拿花炮“拼命地烧”。觉慧忍不住质问“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吗？你以为只要出了钱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吗？”
上述种种，关于过年的习俗、菜肴、讲究，有的已显陈旧，或许还招人厌恶，有的则令人扼腕地消失。但重要的是在新旧交替的当下，让人们在一个特定的仪式中为生活赋予最好的期待，重温与真正重要的人在一块儿的相知相守，并忆起被遮蔽了的、被遗忘了的，关于生活本身的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