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女人不要把自己变成树懒吊在男人身上，明智的选择是自己做棵树，然后等着男人来筑巢。
李金哲:曾有文章分析您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他们的存在更多为了衬托女性的美好与成长，往往拥有优秀的外在条件和一张能言善辩的嘴，但内里却是怯懦、自私的，对钱权人充满掌控欲，并且充斥着对女性的背叛。很好奇，是什么原因让您在故事中总想要呈现这样的男性?这些男人既具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去处理与男性的关系?
金仁顺:经常有人这么说我，说我小说里面的男性形象通常都不怎么样。可是我真的没有刻意抹黑他们。我写的难道不是事实吗?在我们生活中，这样的男人难道不是随处可见?当然女人可能也一样缺点多多，但我对女性天生怜惜，舍不得把她们写得太坏。呵呵。女人如何处理与男性的关系?只有一种，平等。这种平等是全方位的，努力工作，经济独立，承担家庭负担，少抱怨多体谅。女人不能既想当芭比娃娃，又想当穿Prada的女王。女人要警惕自己的贪婪和虚荣，学会节制。不要把自己变成树懒，吊在男人身上，男人连领带系久了都受不了，何况是树懒?女人的明智选择是自己做棵树，然后等着男人来筑巢;至于等来的是凤凰、麻雀还是乌鸦，一方面是运气，另一方面，也是自身条件使然，食禽择木而栖。没有爱情或者婚姻，其实也没关系，繁花满枝，怡然自得，也是好境界。
李金哲:我发现您作品中的两性关系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错综复杂，或者说盘根错节的。请问您关于爱情方面种种的言论或者是感受，是个人经验呢?还是听说的比较多一些?
金仁顺:我从来不在小说里面写个人经验。一是没多少经验可写，二是写作的真谛是貌似写个人经验，实际上只有写出公共经验的深度，才是好小说。作家不需要有太多经历，但一定要有好的感受力和表达能力。感受力和表达能力能让水滴穿石，也能让水滴变成大海。
李金哲:在众多文学批评家的笔下，您小说的语言最大特色在于冷静、克制——不宣泄情感、采用展示性笔调、把握有度，笔端透着冷气。有人猜测这大概与北方“冷气流”有关，和您“cool”的语言风格有关。这种风格往往让人不寒而栗，您为什么会刻意强调这份冷?这种写作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其中是否也有转变的过程?
金仁顺:我没有刻意强调冷啊。我只是希望自己文风简约些。我早期的小说很少有过万的，3000字、5000字的写了好几篇。我觉得读者智商情商都很高，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不用我废话，他们也都知道，又何必写出来呢。我喜欢留白。把重要的真正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就好。这种写作方式的好处是节省了读者的时间，坏处是可能会缺少感染力。我曾经做过10年的文学编辑，看稿子时最头疼的就是那种一泻千里，不知所云的裹脚布小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努力不让我的编辑受这个罪。写作确实是有惯性的，写着写着，就写成了习惯，写成了“cool”，一不留神还可能写成了风格。
3 死亡和活着，都是时刻发生的事情。很平常。有爱晃动的地方，一定有死亡如影随形，但死亡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回溯的点。
李金哲:与结局冰冷的痛楚相对，寻求爱情的过程则充满着浪漫气息、诗意的抒情，这种反差您希望读者从中体会出怎样的深意?
金仁顺:事实如此啊，爱情、婚姻，以及其他的什么什么，开始的时候都是甜蜜蜜情意绵绵的，尤其是过程的前半部分，多是美好动人的，因为那是陷入爱情中的彼此在试探、摸索、犹豫、不了解、不确定的阶段，因为陌生，所以可爱;一旦了解了，看清了，确定了，所有的浪漫温情的迷雾也随之散去，坚硬、冰冷、伤痛纷纷水落石出，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成熟的人，会在水落石出之后，再往婚姻里面注水，用波浪，用涟漪，制造美景，掩盖真相。
李金哲:从您的作品风格(包括语言、结构等元素)可以看出来，作为一名写作者，您是一个非常自制的人。不以惊世骇俗与众不同为荣，反倒做到了惊世骇俗与众不同。您的想象景观是如何做到既能沉稳，又能使之飞翔起来?
金仁顺:没有吧，惊世骇俗和与众不同，对我而言，都是太大的词了。我好像跟大词都没什么缘分。写作的想象力问题，倒是我一直很有兴趣的，我这些年，一直断断续续地写古典题材的小说，很大程度是因为着迷于想象力的问题，就你说的，如何能既沉稳，又飞翔。写古典题材的小说，短篇啊，我是指，相当于封闭在一间密室，让想象力尽情发挥。这类小说里面，可以写高僧名妓，鬼魂神灵，也可以写同性暧昧，家国情怀，只要能自圆其说，就OK。这类小说的核质应该是结实的，不怕小，但要言之有物，或者说是沉稳，而文字却应该是飞扬的，流光溢彩。
李金哲:有人说这是一个缺乏故事的年代，也有人说我们不能搞故事崇拜，相对而言您却讲了一个又一个令人良久回味的故事，您如何看待这些说法?
金仁顺:我很高兴啊。你说我讲了一个又一个令人良久回味的故事，还有什么赞誉能超过这个?但高兴归高兴，还不至于昏了头。从我写作的第一天起，我就从来没停止过对自己的怀疑，总觉得我随时都面临着写不下去的困局。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写作中的困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李金哲:您小说中充满着戏剧性，这或许和您早年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戏剧系有关。在故事结尾处往往结局会反转或者揭示谜底令人惊诧，比如《桃花》结尾女儿与母亲关系的大转变。您如何在故事中加入戏剧成分，让小说超越故事本身的?
金仁顺:正因为大学时学的是戏剧文学专业，在写小说时，我其实是刻意减弱戏剧性的。高级的戏剧性是深沉的，不动声色的，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概括就是:细思极恐。越是大冲突，事件表面反而是平静的，波澜不惊。那些在舞台上发生的巧合、吵闹、针对、死亡，或者大团圆，是烟花式的喧嚣，转瞬即逝。它们不是生活。烟花灿烂之后，那些剖肠破腹的爆竹残骸，才是生活本身。好故事如果有这样的品相——看上去像烟花般灿烂，品味起来却像残骸般凄凉——那就一定是好小说。
李金哲:在您故事的结尾往往涉及到死亡，虽然每篇故事的篇幅不长，但都指向了更为深刻的去处——爱与死亡，您是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金仁顺:死亡和活着，都是时刻发生的事情。很平常。有爱晃动的地方，一定有死亡如影随形。虽然我在故事的结尾处写到死亡，但死亡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回溯的点，在这个点上的戛然而止是为了让读者们保鲜刚刚读完的故事。
李金哲:有人说70后缺少历史感，您怎样看待这个命题?在您眼中什么才是值得书写的历史?您是朝鲜族作家，您的写作受到了本民族哪些文化的影响?
金仁顺:这话说得太笼统了吧?在我看来，70后的历史感从未缺席，而且比重会越来越大。任何时代的作家，其写作都必然带着“当下性”，这难道不是历史感?并非古典题材和历史题材才体现“历史感”，任何优秀的作品都天然地自带“历史感”，反而有些历史小说和古典题材小说，虽然冠之虚名，其实倒跟“历史感”毫无关系，借壳上市而已。那么，什么才是值得书写的历史?当然是好故事和好人物。我也写过一些古典题材的小说，跟“历史”毫无关系，只是因为那些故事，那些人物，放在古代更合衬，于是就放在了古代，而已。因为我是朝鲜族作家，在面对古代的橱柜时，顺手拉开了朝鲜半岛那个抽屉，把故事和人物放了进去。背景不过就是个地理，重点永远在人物和故事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