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勇气面对一些比较难的东西
朱又可:读了《日夜书》，感觉是写出了知青这一代人很现实性的一个作品，和以前的比较，你可否回顾一下知青文学的变化线索?
韩少功:我读得不多，像梁晓声同辈人，像史铁生，我觉得他们各有特色，各有各的视角，在他们那个时代也写了一些，有积极的作用，哪怕伤痕，我对伤痕文学评价不是很高，但是你也得承认伤痕文学在当时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尽管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那种东西，但是它对社会思想解放也是起到好的作用，我也不会一味地去贬低它。从文学的偏好来说，我是喜欢面对一些命运中更复杂的东西、难题，这是我的个人兴趣，面对命运中的一些难题，像你刚才说的人物，它的很多性格的东西当年就有，当年他是一个特别的异见者，一个民间的叛逆领袖，那时候很多东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埋藏着很多可怕的东西在身上，哪怕是完全受到不公正迫害的时候，比方说抓到监狱里的时候，一个政治犯，一个思想犯，完全应该受到大力同情，他甚至身上有些毛病都让人不寒而栗，这样的东西真是让人很纠结、很折磨人，我就喜欢面对这样一些难题，如果这一辈子碰到过很多难的问题，像这样的人就是我碰到的难题之一，我不愿意忘记他，我愿意把他表现出来，也愿意面对他的思考，思考我自己，反省自己。简单的好，简单的坏，这个东西当然也可以写，尤其对于大众文学来说，对很多大众读者来说，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思想，给他简单地知道八荣八耻、五好五不好，对那些大众层面一些简单的是非判断标准也许就够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偏好，我偏好喜欢做一些复杂一点的题目。也许读者会觉得不痛快，你这个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读者喜欢那种一声高呼就定乾坤，但是我可能不是做那种活的适合人选。这个世界上需要各种各样的作家，就像我们要包容一点，希望容忍有这样的作家这样写，也容忍其他的作家那样写，我觉得是对的。当然，我觉得当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学要继续往前发展的话，还是要有勇气面对一些比较难的东西。
朱又可:这就像是林中分叉的两条路。
韩少功:对，两个人物，一个人物是二流子发明家，因为他小时候人家都把他当人渣，他的内心在这点上是特别委屈，所以后来当他有一定成就的时候，就特别想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和马涛是两极，当他们两个人都遇到了人生中的坎儿，都过不去，甚至都有人生的陷阱，都遇到了极大的人生困境，这样的写法，我就想避开或者把这样一些尖锐的冲突摆在面前，你不要以为哪一条就是阳光大道、哪一条就是穷途末路，条条蛇都咬人，那你选择哪一条，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这样的问题是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刚好就是面对这些难回答的问题比较有意思。
朱又可:我读《日夜书》，感觉它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作品，小说怎么写出诗意来，同时很有现实性?诗意和现实性与小说的关系是什么?
韩少功:因为它有一个命运的感慨，这中间有非常沉重的东西，但我又不喜欢把沉重写成一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那种东西，我也愿意在沉重的东西中让它分泌出一种温暖一种温情，这也是一种偏好，在以前的写作中，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纯粹的喜剧，纯粹的悲剧我也不太喜欢，特别喜欢的是悲喜交集的状态，或者叫悲辛交集，我也觉得是人生的丰富性经常表现在悲辛交集。你说的诗意的某些东西其实也就是一些信号的传导，人对这个世界、对他人的某种温情，自然是一种表达，当然它会借助一些符号，借助一些表象的东西、一些意境的东西表达，我是喜欢读这类作品，作者的那种东西有时候我们是嗅得到的、感觉得到的，它不一定像写一个诗人、写一个艺术家的那种东西，甚至他就是在开着玩笑，突然的玩笑给你一个惊诧，或者在那一刻突然调子变了，变成那个东西，这种时时刻刻在悲和喜之间的那种控制能力，那种一个异样东西的出现，我喜欢这样一种过程。
朱又可:诗意一直贯穿你的作品，从最早的《西望茅草地》开始，一直都是。
韩少功:我原来有一种说法，当然我也不一定自己能做到，好的小说其实是以诗歌为灵魂的，我特别喜欢一些小说作品有一种透明的东西、一种动人的东西、一种柔软的东西，它是有诗魂的。诗歌是最高的艺术、文学中的文学，当然也有诗人没把诗写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好的东西是有一种明亮的东西在里面。小说你要控制好，我也不喜欢写那种特别煽情的东西，我认为那种抒情有时候有点小资，过于酸。
朱又可:那和诗意无关，它没达到诗意。
韩少功:我不喜欢那种东西，我喜欢那种在不经意过程中，甚至在叙述沉重事件的时候，那种东西蹦出来在那个地方闪耀、隐而不露的那种状态。
朱又可:那就像哲学上说的澄明之境。
韩少功:我喜欢这个东西。
朱又可:这个是最难的东西，你说你喜欢面对困难的东西，和这个有关系。
韩少功:对，他们那个时候说《爸爸爸》整个都写得非常沉重，一种荒诞的残酷的作品，其实里面有的段落我觉得写得非常诗意。我说你们老说我是那个东西，我都觉得你们很委屈我，我觉得里面有些东西写得很诗意。甚至写到一些老人的自杀，他们那个部族衰落了，粮食也不够，只能让年轻人活下去，于是那些老人按照他们的习惯，老年人全部自杀，就为了省下粮食。写到他们望着远方的山，其实我觉得写得蛮诗意的，但是没有一个评论家朝这方面说。
朱又可:你觉得你的文学、你的作品同世界文学的关系、和西方文学的关系是什么?
韩少功:简单地说，只能说我从他们那里吸收了不少，从早期苏俄文学到后来的欧美文学，包括现代主义文学，但是我尽量不去模仿他们，他们的荒诞、他们的意识流这些东西，我也觉得我大体上能够了解他们那个套路，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面写到坐在飞毯上飞起来，像卡夫卡写到人变成甲虫，像这种东西我不会去写。我觉得这种完全神话的东西，不是特别吸引我，我比较喜欢写那种在可能和不可能的极限之间边缘上的东西，我就觉得比较好玩，看起来完全是真实的。比如说我在《马桥词典》里写到一个人打农药，他是一个地主子弟，打农药是有毒害性的一个工种，他打农药打多了，对农药有了耐药性，人家一点点药就可以中毒，他没事儿。他吃饭也不需要洗手，吃东西也不需要洗手，吃了也没事儿，剧毒的农药对他来说，他扛得住，这个事情是真事，我在乡下的时候打棉花药，打得多了就无所谓了，开始还戴口罩，后来口罩也不用戴了，也不洗手了，就那么打，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当然我在那里面写得就有点夸张了，说到那个人被蛇咬了一口，蛇死了而他一点事都没有，身体带毒，他吹一口气，就像喷雾器一样就把蚊子打下来了，这都是夸张了，这都是虚构了，但这个东西的虚构是有前面东西一路铺垫过来的，分析这个逻辑，不是人变成甲虫，或者是人坐上飞毯完全不可能的那种，在科学常识上是不合理的东西。我绝不会走那一步，我会往真实性延续，继续地往前推，推到极致，但是那个东西一直处在可能和不可能的非常微妙的边缘，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比较有意思，人家觉得很神，很有可能的状态。这样一些处理，加上个人的一些偏好，这样的东西肯定也是我从他们那儿吸收了很多东西，受到他们的启发，但是我也不愿意完全成为他们的一种翻版，我喜欢用我们的方式来吸收活化人家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