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中国吉林网制图）
文学批评家白烨认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好的小说是《一句顶一万句》。2011年，刘震云凭借这本书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次出版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是其兄妹篇。“原来我的小说主人公都是男的，有人说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我不是潘金莲》就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几经修改后，作品的简体中文版与台湾繁体中文版同步于近日首发。
《一句顶一万句》写生活，是为了表达在人群中想找到一句话很难；《我不是潘金莲》书名还可以叫做《一万句顶一句》，是慨叹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更难。李雪莲用几乎一辈子的时间，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却越纠正越糊涂，本来是一件特别小的事，一个家庭离婚案，最后闹成了全国大事。她为生二胎经历了一场荒诞的离婚案，还莫名背上潘金莲的恶名。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而走上告状路——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误打误撞到了北京，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
面对“女性小说”或“政治小说”的界定，刘震云认为，这本书貌似以李雪莲这个女性为主角，实际上的主角却是男性史为民；貌似写了官场百态，实际上想表达的却是生活背后的喜剧和荒诞逻辑，可以说，这是一部探寻喜剧和荒诞的“底线小说”，因为要找到喜剧和荒诞的底线比要找到道德的底线还要难。
我写作的脑袋还可以，起题目的脑袋一般
南方日报：张颐武教授说《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书名很“耸动”。取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刘震云：写作和起题目是两个脑袋。我写作的脑袋还可以，起题目的脑袋一般。当年的《一地鸡毛》、《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等等，都有些另类，起初大家都不是特别习惯，不过慢慢也就叫开来了。我想大家听到《我不是潘金莲》的名字，起码有两点反应，第一个是眼前一亮，第二个是“扑哧”乐了。有这一亮、一乐，所以这个题目应该也还算好。我也起过别的名字，比如说《严肃》，可觉得太严肃了，书不好卖，出版社不干。
我有一些朋友不太同意这个书名。其实《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一万句顶一句》。这句的反过来源于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姊妹篇也不准确，应该是兄妹篇。
南方日报：你说这部小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兄妹篇，为什么会有这种延续？是意犹未尽么？
刘震云：这本书和《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没延续，理儿上有延续。《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纠正一句话很难。我的作品都要想四五年，但写起来可能就几个月。因为我“绕”。别林斯基和恩格斯都说过，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得越深越好。我是三四部、四五部小说交叉写。写一部，想几部。这在爱情中不允许，但小说是可以的。李雪莲就是《塔铺》里的李爱莲的妹妹。
南方日报：确实有些人评论说你比较“绕”。现在从《一句顶一万句》，包括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开始，你的文风又有了一些改变。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刘震云：我也发现了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为什么这么绕呢？确实它是有来由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一件事里有八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道理，这说起来的话就特别的费劲。不把六十四个管道给钻出来，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的话，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这事说不清楚。那么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说清楚。但当我想把它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又说“绕”。
这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
南方日报：第一次以女性为主角写作，会感到有什么不同吗？
刘震云：无论是用男性视角，还是用女性视角来创作一个作品，都肯定会有偏颇。我觉得一定会有比性别更好的角度，那就是人性的角度。我觉得人性在性别上是没有区别的，包括不同的时代、年龄和民族之间，差异也很小。从先秦到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科学技术，可能前进了1000公里，但是人性前进了多少？顶多0.5毫米。
南方日报：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个题材，李雪莲有原型吗？灵感来源于哪里？
刘震云：现实生活中的人，未必能成长为艺术形象。用原型，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一句话、一种声音、一个气味，包括一个眼神，这些启发都能够让人写出一部作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途径，不是生活表面对你的启发，而是生活内部的漩涡里面，深藏的生活逻辑，给你带来的思考。感受和感情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思考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我敢肯定，理性思考比情感经历带来的小说，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