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并不是让人看到一个女的，看到小说中的事情，可能是让人看到人物和事情背后的东西。这往往是生活逻辑。这本书写的是一种生活逻辑，为什么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一开始发生的事和最后变成的第十个事不是一件事，相互纠缠在一起，起承转合，不是因和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是另一种因和果导致了第一件事的因和果发生了变化。
南方日报：看起来这是一个农村妇女因为一点小事上访的故事，你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政治小说，而是“底线小说”。怎么理解？
刘震云：小说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这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米兰·昆德拉写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小说，他很不高兴，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纠正了一百回。《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幽默底线，生活本身很幽默，整个事情的发展变化已经很幽默，幽默的底线和喜剧的底线，以及生活中发生的荒诞的底线，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喜剧很幽默的话就是悲剧的底线。
一个妇女利用上访，告倒了从下到上一溜贪官。这种序言和正文的颠倒本身也符合生活的逻辑，也是一种幽默感。生活的逻辑会导致政治的逻辑。生活逻辑不但打在李雪莲身上，也打在了与她告状有关的各级官员身上。官员没有一个是坏人，她的离婚和各级政府也全无关系，但导致官员全部落马。李雪莲是冤的，但一批官员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小说没有为民呐喊，官员在第二章都怕李雪莲，反过来找她，第三章写史为民，这更是一个逻辑反转。
我在编剧方面的建树，成绩等于0.1
南方日报：因为跟冯小刚导演的合作，你的作品被搬上大银幕被更多人所熟悉，包括即将推出的《温故1942》。你怎么看待小说和编剧这两种工作？
刘震云：从严格意义上讲，我没做过编剧。编剧是一个职业，受影视公司或导演的委托，创作一个剧本。我没有单独创作过任何剧本，只是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相当于把我自己家里种的那棵枣树做成了板凳。编剧是一个比作家还要困难的职业，因为作家是一个人说了算，但是编剧要很多人说了算，比如导演、演员、制片方，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创作，非常不容易，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我在编剧方面的建树，成绩等于0.1，不足为论。作家写作一个人说得算，编剧写作很多人说得算，这样的创作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另外，电影受时间的限制，90分钟到2个多小时，要完整表达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和心路历程，比小说难，因为小说可长可短，不受篇幅的影响，可以说一大车的话。
南方日报：新作会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吗？除了冯小刚，还会考虑跟别的导演合作吗？
刘震云：这要看今后有没有适当的契机。我觉得这部作品有特别好的、适合改编成电影的段落，也非常具有普及性，但是能不能变成影视作品，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除了我，还得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导演。这个导演一定要跟我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对一个事件的看法——特别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我总是在跟相同的人合作，比如我跟冯小刚导演一起合作了《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见识非常一致。比如一般的电影导演看中的是故事情节，冯小刚不一样，你们看一看《温故1942》，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冯小刚为什么还要把它改编成电影？他一定看到了比情节、比人物、比故事更重要的东西。
名家评论
雷达：支撑起作品的是一种民间智慧和话语方式
《我不是潘金莲》作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它延续了“倾听民间”的主题。“潘金莲”仍然具有语言的细致和狂欢化，小题大作、故弄玄虚，形成了一个狂大的幽默场，夸张性是完全允许的。所以在这里我感觉到作者在艺术手法上，千方百计要把事情搞大，尽情折腾，整个风格是幽默的。告状是很严峻的事情，我们读起来却会发笑，这是内在的幽默感。李雪莲准备要告状了，搞了七件事，先到澡堂搓澡，写得很有趣：剪短头发，为了战斗，万一打起来，你抓不住我，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趣，你一看就忍俊不禁：她是我们民间非常智慧的女子。语言简洁甚至快捷，用对话推动情节的旋转。我必须说支撑起作品的是一种民间的智慧和民间的话语方式，这是刘震云独有的。
张颐武：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一个复杂的中国
《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书名很耸动。这个书很特别的地方在于正文很短，其实是短篇小说。就像杜甫写一首诗《秋兴八首》，是七律，大家写的诠释多达五十万字。刘震云这个故事的正文能获鲁迅奖，把前面的序言拿走能获茅盾文学奖，分开得奖。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一个复杂的中国。大家认识中国，但不清，外国人说不清，自己更说不清，这个书的好处是把中国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让我们了解中国的微妙。李雪莲是一个有毛病的中国人，她搅动的故事其实都是有毛病的故事，所有人被她搅动以后变得有毛病，带着这种毛病向前走家，就是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中国的博大复杂，了解复杂的中国最可贵。
张清华：《我不是潘金莲》这个名字是一个“障眼法”
刘震云的小说这些年来一直有巨大的关怀，不仅关怀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人性、中国人的生存困境，现在他又更关怀当下，当下中国的社会。我觉得《我不是潘金莲》这个小说重要性可能就在这里，它是关于我们中国人当下经验的一种高度敏感的一种呈现。我同时要说的是，不要把这个小说看成是简单的“问题小说”。作家看起来是关怀中国到处都存在的上访问题，关注底层人民的疾苦，这样的小说在现代非常多，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小说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那样的话就降解了它的意义。至于《我不是潘金莲》这个名字，刘震云先生作为一个喜剧性很强的小说家，也是非常睿智的，取这样一个名字，我认为是一个“障眼法”，反衬了小说在喜剧风格下面蕴含的非常庄严的命题。
白烨：“刘震云式叙事”东拉西扯又逻辑严密
看起来它是东拉西扯，其实逻辑关系非常严密，事情又是环环相扣。“刘震云式叙事”从《一句顶一万句》开始，加深了我们这个印象，这个是我们小说叙事方式中看到的，可以称之为独特写法，别的很难找到一个写法跟他相近的。他写出了一个事情怎样由小变大，由少变多，蚂蚁变成大象，芝麻变成西瓜，李雪莲由小白菜变成了潘金莲，又变成了窦娥，这个事情不断发酵，这是作品非常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刘震云确实在如何用文学的方式直面现实方面，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子。这是别人没有的，属于刘震云自己的，这个路子就是写小人物，就是用这种看似绕舌的叙事，来写当下基层社会的基本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