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之谜
小说故事密切地围绕着人、观察着人。李凤群的《大风》和薛忆沩的《希拉里、密和、我》殊途同归地揭示一个问题:身体逃离是比较简单的行为，而心灵的寻找却是相当困难的过程。这两部作品都不是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由多个人物的心理叙述搭建故事主体，穿插进复杂的身份谜团和情感谜团，需要依赖作家的引领和读者的理解，共同完成对自我的认知。
《大风》采用的叙事策略是将全部故事交于人物来讲述，因为每个人的思路和角度都有不同，所以铺就小说迷象丛生的事件虚实和路径分岔，应该说，读者必须诚恳地从头至尾仔细阅读才能理清头绪。张长工、张广深、张文亮、张子豪、梅子杰都极力要从“此在”中逃离出来，或因动乱、或因贫穷、或因尊严、或因家庭，可他们奔向“彼岸”的途中，又极度惧怕“无根”、“无祖”、“无家”、“无父”的境况，迫不及待地寻根问祖，“钱又不是最重要的，不要以为我稀罕，我们祖上多的是。他的目标是找到祖宗”。我认为，张文亮寻根行为的终极目的是为社会卑微者的尊严找到依据。可人与故乡之间不再能达成谅解，李凤群把人与故土之间的悲剧性关系推进一层:个人与乡土之间是互相挂念或互相遗忘的，当人主动选择漠视和遗忘自己的过去，那么等你想寻回的时候，也终不可得，于是只能把他乡当故乡。“倦鸟总会归巢，而我们却将一去不返。”大风倏忽间起，为张家四代制造出飘忽不定的人生，但也正因为风，让私生子梅子杰得以“悬在半空中瞧到的东西比在地面上多”，可以清晰地审视他乡，审视家族，审视什么是谎言、什么又是真相。
薛忆沩小说《希拉里、密和、我》，故事的背景是蒙特利尔，他以三个人物的经历重复提醒读者，血缘、爱情、乡愁，是镌刻在生命里的“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妻子的死、女儿的疏离、与韩国女孩的一次偶遇，使“我”想到可以去溜冰场释放并找回自己。“我”意外地结识了两个健康的“病人”:希拉里和密和。好奇心驱使“我”渴望获悉她们的所有秘密。希拉里自困情感之牢，密和纠结身世之谜，而两个谜的破译又逼迫“我”揭开真正的“移民”动机。“我”自以为窥探的是别人心灵，可实际上“我”被迫直面的是自己。“中国”成为三人故事联结的纽带，它是希拉里畏惧的地方、密和向往的地方、“我”逃离的地方，最终他们都因对“中国故事”的正视和理解而获得心灵救赎。
这个冬天的奇特，并非是在异国遇到又失去两个谜一样的女人，《希拉里、密和、我》的更大创意体现在探究了新移民“海归”的心路。薛忆沩安排“我”的回乡，思考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共性问题:“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我”的归来，与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里“我”的回去，形成了相当有价值的对比。前者“我”与父亲和解，并尝试与护士长开始国内新生活。后者“我”回国后，没有发疯“跳楼”，而是跳上飞机回了美国。薛忆沩对“我”的留下作出解释:“我决定回到已面目全非的故乡去。我知道我已经不习惯那里的空气和风气。我知道我已经不习惯那里的喜悦和焦虑。我知道，经过这15年的移民生活，我的故乡已经变成了异乡。或者应该说是我自己已经变成了异客?……在这个‘全球化’的大时代，在这个信息共享的大时代，我们都变得无法理解对方了，我们都变得以为是对方变了……”
2016年有一部必须被阅读的作品。白先勇说“人一生的挣扎都蛮值得同情的”，《Silent Night》续写了《孽子》里深陷堕落的“青春鸟”被拯救后的生活。余凡、保罗、乔舅、阿猛，小说没有详述他们的具体生活处境，但作者却以一以贯之的悲悯抒情诉尽他们一生的精神困境。纽约“四十二街收容院”是救赎之所，它给予了“边缘人”互相搀扶和互相慰藉的机会。白先勇小说如30多年前一样，让人心泛涟漪，始终以生命不易、人间有情唤醒读者对一切人事的宽容和怜悯。
海外华人小说有两个方向需要特别被关注。一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今年的通俗小说，在武侠、言情、推理、谍战等方面都已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储备。比如薛海翔《潜伏在黎明之前》是故事性和技巧性兼具的电视剧作品。薛海翔与影视的缘分，在1998年写作《情感签证》时已有伏笔。作品采用“后设小说”的叙事技巧，围绕着作家“我”创作一个名为《情感签证》的剧本而展开。他不断打破所讲述故事的真实性，对逻辑、理性和秩序重新拆解，记忆和思想碎片的组接使文本升腾出黑色幽默的意趣。二是新生代作家作品。张惠雯、葛亮、李凤群、山飒、柳营、周洁茹这些“70后”作家，都具备独立的文学理念和艺术风格。
同时，我想说，年代故事也没有过时，它是有其独特意义的，“每一个时代，在不同的家族历史中都有着各自的、甚至是迥异的记忆和诠释，这也是为什么书写同一年代同一事件的文学作品，会有许多个不同的版本。小说能做的，就是尽量真实地呈现一段私人版本的历史。”(张翎:《真相的对立面，不一定是谎言》)不同阅历，积累不同经验，再结构不同故事，才能衍生与绽放五彩斑斓的人生和千姿百态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