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毕飞宇（网络截图）
“小说想写什么其实是不着数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关键是怎么写。”在刚出版的《小说课》中，毕飞宇这样写道。
作家写文学批评不奇怪，福斯特的《小说艺术面面观》、伍尔夫的《论小说与小说家》，包括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等，均称名著。
将评论家与作家的文学批评对照，趣味判然:批评家关注思想，总在追问“写什么”;作家则关注手艺，更愿追问“怎么写”。
然而，文学却绝不是“思想加手艺”这么简单。两者俱备，并不等于就是好作品。这意味着，在思想与手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白，而《小说课》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在毕飞宇看来，手艺本身也是一种思想，只是这思想不是哲学，很难用逻辑思维去捕捉它。一代代人们将其称为灵感、趣味、境界、意境、小说智慧等，用毕飞宇的话说，它就“像出汗一样，从内向外发散出来”。
从这个角度去读《小说课》，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张创作构思的路线图，一本怎样当小说家的“科普手册”。
小说的思想性不是注射进去的
记者:您怎么想起写这么一本书?
毕飞宇:算是巧合吧。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常被拉去讲座，从来没想过整理成文稿。后来在南京大学做系列讲座，恰好《钟山》杂志约我开专栏，我就把讲座稿整理成文，聚合在一起，就是这本书了。如果一开始我就这么做，现在得出一堆书了。
记者:这本书让人想起金圣叹，近于传统的点评式文学批评，为何这么写?
毕飞宇:还是有区别的。金圣叹的批评很短，每章开头时略长，后面都是点评，几十个点汇集起来，前后无逻辑。而我这本书的每篇文章还是有逻辑的，是完整的文章。
不过，我对金圣叹的批评方法很熟悉，10多岁时就开始看，至今手边仍有，因为它对我讲课有帮助。金圣叹是将我提升为一个好读者的人，没有他，我可能无法走上写作这条路。
记者:当时金圣叹的东西不是禁书吗?
毕飞宇:当时很多书是禁书，偏偏《金圣叹评水浒传》不是，1975年有个“评《水浒》，批宋江”运动，让这本书成了普通百姓唯一能接触到的传统文化书籍。
记者:您为何这么喜欢金圣叹?
毕飞宇:因为咱们中学的语文课，包括大学的文艺理论、小说读法等，都是在小说外围下工夫，只讲作家履历、创作背景、社会意义、思想性、批评谁、歌颂谁等，就是不进入文本内部去分析。犹如环城公路赛，费了很大劲，却始终在绕圈子。总之，这些课对写小说没什么帮助。
上中学时，我无意翻到《金圣叹评水浒传》，一开始没注意到点评，读完小说后，再看点评，越看越有滋味，那时我还没想过将来会去写小说。
金圣叹的点评好看，因为他是由内向外写，告诉你作家为什么要这么写。小说都是从内部写起的，谁会先定好主题思想之类再去写呢?那就写不出来了。作家的思想不是用针管注射到身体里去的，而是从作家身体内部，像出汗那样，自然流淌出来的。否则，你就无法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感性区分开来。
当然，我真正意识到这些是很多年后了，这是个漫长的摸索过程，一点点怀疑并否定学校教给我的东西。
怎能跟教授们去比学问
记者:其实从您的书中还是能看出中文系的底子的，比如分析《促织》时，与《变形记》进行了精彩对比。您说从表面看，二者都采取了变形、魔幻的手法，但卡夫卡关注的是人，蒲松龄却未能突破民的框架。这段分析，其实还是在谈“写什么”。
毕飞宇:确实如此。如果不是英语不太好，当年我可能就会去研究文艺学或美学，会一直读完博士，那就是另一条人生道路了。我是一个对理论有兴趣的作家，我大学毕业后教了5年书，还编了一套美学教材，所以分析小说的基本功还在。但我不可能把这本书写成学术著作，在南京大学中文系里，研究文学史、文艺美学、小说论的好教授太多了，我和他们唯一不同，在于我有写小说的经验，我怎能放弃所长，去和人家比学问?
记者:您这本书试图展现“小说智慧”，但在这个“科学智慧”压倒一切的时代，这么做有意义吗?
毕飞宇:当然有意义，因为人应该有足够的精神宽度，如果从生到死，始终用一种方式面对生活，这样的生命就是有缺憾的。对个体而言，有时思维方式、角度一换，可能一个全新的人就诞生了。
比如一个女人，她在街上看到小孩，会觉得孩子很好玩。几年后，她成了母亲，再在街上看到小孩，她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因为她拥有了母亲的视角，情感方式改变了。
这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例子，在精神世界中，还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我是大学教师，面对的学生天天都在接受“科学智慧”的训练，我有义务让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小说智慧”。如果他们毕业时，不能多带一个脑袋走，那他的大学也就白念了。
爱比超越更重要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脑袋的人太多了，在网上，为一点小事网友们就会吵成一锅粥。
毕飞宇:我倒不认为这是“科学智慧”的结果，恰恰相反，很少有网友在用脑子讲话，多是在用舌头讲话。他们不拼逻辑，只拼嗓音，拼感叹号的数量。
社会发展了，依然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今天拥有理性思维比拥有感性思维更重要。说到底，文明就是理性，就是讲道理。
记者:作为写作者，该怎样处理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之间的关系?
毕飞宇:没什么办法，二者之间的对立永远存在，只能由天性决定。或者去当理性强的作家，或者去当情感丰沛的作家，但你最终会知道，你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唯一能改变的是态度，你只能顺应自己的内心去写，接受它的声音。
记者:这种冲突会不会让你很痛苦?
毕飞宇:我儿子还很小时，我就带他去跑步，一到极限，我就告诉他，熬过这2分钟，你会发现你还有惊人的能量。所以他很小便知道，每个人都有极限，但过去了，好光景就在眼前。我对儿子这么说，对自己也这么说。当我觉得困难时，我知道那是到达了极限，所以一是别急于放下，二是别恐慌。
记者:作家要不断超越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煎熬，您会怎么应对?
毕飞宇:超越自己一定是好事，但我问过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最根本的原因是爱，而不是超越。所以能超越就超越，超越不了，做的也是自己所爱的事，能从中得到快乐，这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