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说我讲的就是对的
记者:您是大学教师，如今大学生还读小说吗?
毕飞宇:我在南京大学教书，也到其他大学讲座，讲座完学生们会提问，其实回答很容易，提问题更难，从中很容易判断出他们的阅读量如何。从北京、南京的情况看，令人乐观。我1984年在扬州师范学院读大二时，成为学校诗社的社长，可以很荣幸地告诉你，这个诗社现在还在。
不过，如今理科生比文科生更关注我的讲座，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理科生的文学课太少?我百思不得其解。
小说影响力下降了，也没必要难过。文学不可能再像当年那么辉煌，因为那是个大变迁的时代，文学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今天，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小众作家，我从来没想成为大众作家，我只为不多的读者而写作，并以此为荣。但中国人口这么多，小众的数量其实也并不小。
记者:李敬泽曾说，虚构正变得越来越艰难，您怎么看?
毕飞宇:李敬泽还说过另一句话:如果你想写一个长篇，2年内还没写完，第3年就不用拿出来了，因为它已过时了。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3年前你关心的东西，现在还关心吗?3年前的房价，和现在还一样吗?社会变动太快了，让作家应接不暇，我们的眼睛、耳朵、皮肤全都变得迟钝了。过去的历史是有节奏的，作家能适应它，现在真适应不过来。
记者:如果学生们没有足够的阅读，他们能听得懂您的课吗?
毕飞宇:所以我只讲最常见的小说，如蒲松龄的《促织》、莫泊桑的《项链》、鲁迅的《故乡》等，中学课本里都有，这对我很有挑战性，因为这些小说被许多中学老师讲过。
我开始讲座的第二天，电视台兵分两路，一路来采访我，一路去采访各中学的教师，问是否同意我的解读。
我特别要声明一点，我从来没说我讲的就是对的。对中学生来说，应以老师的讲解为准，我讲的只是补充，只是打开另一扇进入小说的门而已。
记者:打开这扇门的意义何在?
毕飞宇:2005年我到法国，有两位摄影师在海滩上为我拍照，他们忙了2个小时，突然，其中一人躺了下来，让我在他面前走过，他来拍。我觉得很搞笑，怎么拍不行，为什么要躺着拍?可转念一想:为什么人家不能躺着拍呢?换一个角度，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读小说也如此，你可以坐着看，也可以跪着看、躺着看。
读《红楼梦》就像谈恋爱
记者:如今年轻人面对的压力比较大，这或者也是他们不太爱阅读的原因吧?
毕飞宇:我不这么看，欧美也处在互联网时代中，可人家地铁、火车、机场里，阅读的人多得让人叹服。他们压力也很大，单就作家来说，我觉得外国作家压力就比中国作家大，不阅读，可能还是生活态度、文化传统的问题。
记者:虽然现在年轻人不太读纸质书，可他们读电子书，这不一样吗?
毕飞宇:完全不是一回事。对我来说，如果手里没有笔，不能批注、做个记号什么的，那就不叫读书。纸质阅读是延续的，会持续发生影响。几年后翻出来，看着那些批注，你还能想起当初的感受。电子书就不同了，看过就彻底过去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读一本400页的纸质书，你大脑就要建构一个400页的体系，而读一本电子书，你大脑建构的体系只有这一屏，所以可以从历史串到体育，从体育串到摇滚，从摇滚串到汽车，最后什么也留不下来。
总之，我还是喜欢读纸质书的那种仪式感。
记者:您最近在读什么小说?
毕飞宇:其实我现在很少看当代小说了，就像刚才说的，小说不再像当年那样，给人以震撼的感觉了。不过我的房间中永远放着一堆经典小说，有时间就会去翻翻。我看老小说的时间远远多于新小说。
记者:从书中可见，您对《红楼梦》相当熟，您看了多少遍?
毕飞宇:这我就不敢说了，因为在我家，我看《红楼梦》的次数是最少的。我夫人每年都要看一遍，我父亲在“文革”时，晚上点着小油灯还在偷偷看，你说我怎么和他们比?但《红楼梦》的细节我还算熟悉。我年轻时不喜欢《红楼梦》，现在则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读《红楼梦》需要年龄，这就像谈恋爱，不到年龄你谈不了。
在我的写作中，对我产生影响的作品非常多，但《红楼梦》对我影响最大，只是从字句上看不出来。
俄罗斯文学伟大，是其文学土壤伟大，因为诞生了一大批作家，这个不行那个上，出巨著是必然的。《红楼梦》伟大则是个案、是偶然，完全源于曹雪芹这样难得一见的天才，它恰好落户在中国。
我干什么不吆喝什么
记者:您写这本书时，心中的目标读者群体是谁?
毕飞宇:虽然这些课是在大学里讲的，但我最大的愿望是中学语文老师来读，如果他们能从中受到启发，则将来的孩子们会受益，更多感受到文学的自由与美，特别是文学的自由。
记者:也许中学老师们会对您的书不以为然。
毕飞宇:没问题，哪怕他们批判我的书也好，就算你完全不同意，你也该知道，小说还有这种读法。谁对谁错不重要，文学不看重结论，看重的是过程。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教人如何读小说，而是想方设法帮人们如何写小说，最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作家是如何思考的，创作的思路是什么，对于想写小说的人，这本书对他肯定会有帮助，比读文学史、文艺理论更有价值。
记者:今天想当专业作家的孩子不会太多吧?
毕飞宇: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劝年轻人去做专业作家。我也不是专业作家，我有自己的工作，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靠写作养活自己这条路太难了，总说干什么吆喝什么，我是干什么不吆喝什么。
记者:您一直在健身，这对写作有帮助吗?
毕飞宇:我健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写作，但对写作一定会有帮助。健身让我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更健康、更精力充沛。虽然我会写颓废人物、悲剧人物，但我很少感到颓废。写作者内心付出巨大，好身体有利于写作。
不怕写得慢，就怕写太快
记者:您的下一部长篇何时会出来?
毕飞宇:这两年我刻意让放一放，这样才能写下一部。
记者:您的写作速度如何?现在网络写手一天得写一万字。
毕飞宇:我一天大概要写六七小时，一天大概写1000到1500字。一天一万字太不正常了，人的能力达不到，只能降低对文字的要求，那是我不能忍受的。
记者:这么慢?
毕飞宇:这还慢?我这个速度很正常，已经算比较快的了。写小说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就像开车一样，如果只看前面，一定会出车祸，你要四面八方都看到。写小说时，要考虑情节、人物、时间、语言等八九个因素，必须综合推进。
写小说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写着写着容易high(兴奋)，这时我会刻意把速度降下来，只用两个手指打字。我不担心慢，就怕因为high写得太快。年轻时常干这种事，一下写了很多，第二天早晨起床一看，全是垃圾。不是我给自己找别扭，而是亏吃得太多了，所以现在不得不这么干。
如今写到high时，因为写作速度降下来了，所以内心特别快乐，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记者:这种谈小说的书，您将来还会写吗?
毕飞宇:一定会写，因为还在讲课，将来可能会谈长篇小说，谈一些专业作家才懂的话题，比如时间，《百年孤独》如果去掉时间因素，恐怕得写八九卷，那就没什么看头了。
毕飞宇: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两获鲁迅文学奖，并获得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