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翻译之路
明治中期以后，日本渐渐有人开始尝试翻译《红楼梦》。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汉学者森槐南(名泰二郎)摘录翻译了第一回的楔子，发表于《城南评论》第一卷。与此同时，他还给予《红楼梦》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名著。如此看来，他乡得遇知音，想必曹雪芹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吧。到了大正时代，日本兴起了一股翻译中国白话小说的热潮，《红楼梦》也不例外。早在大正五年(1916)，岸春风楼(生卒年不详)出版了《新译红楼梦》上册。他原计划把全120 回的摘译分为三册出版，可是只坚持到第三十九回就中断了。直到大正十一年(1922年)，随着平冈龙城译注(名义上是与幸田露伴合译)的三册本《国译红楼梦》问世，《红楼梦》才开始在日本大众中传播。但是，这个日译本的底本是1912 年刊行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所以该译本只到第八十回。
然而，一百二十回的全本《红楼梦》的翻译却难产了。究其原因，还是《红楼梦》的口语特性。明治维新、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对清代中国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分裂。一方面，“清国奴”、“支那人”的蔑称相继出现，作为“支那语”的汉语口语自然也变得没有什么地位，沦为只在日本对华外交、通商、军事上使用的“特殊语言”。但另一方面，日本却仍然看重经书诗文等传统汉籍(它们常被称为“汉文”或者“汉学”)，从作为明治维新之发端的政府公告文书《五箇条の御誓文》到1945年裕仁天皇发布的《终战诏书》，类似汉语文言文的训读转换文一直作为日本政府的官方书面语存在。在当时日本人的意识中，汉学和“支那语”长期被认为互不相关。
《五箇条の御誓文》部分
《终战诏书》部分
虽然经过一千多年的演进，用日语训读汉文已经是个成熟的体系，但它毕竟是为了读解汉文文言文设计的，并不适合语法迥然不同的白话文。而《红楼梦》偏偏是白话文学之精华，当然口语性很强(所以才被作为汉语口语的教材)。结果就是，《国译红楼梦》对于“罢”、“过”、“了”、“著(着)”等近代汉语白话所特有的词无法给出相应的解释，平冈龙城只得把它们看作跟复合词一样的词，再用假名注上读音，这当然使得这个译本变得难以理解，更何况照搬原文的口语说法如“天雷劈出来脑子”、“五鬼分尸的”等语句日语中根本没有，无论从字面上看还是读音都完全不可理解了。
同样是1922年，佐藤春夫将《今古奇观》第八卷翻译成完全的日语口语体，并改名为《百花村故事》公开出版并大受欢迎，口语体遂一举成为白话汉文翻译的主流，训读式的翻译也就逐渐销声匿迹了。昭和十五年(1940年)，松枝茂夫教授又开始了《红楼梦》的全译工作。由于战争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军部认为《红楼梦》是影响士气的“软派小说”而禁止发行，在经历了11 年的岁月之后，才终于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出版发行了14 册的全译本。这个译本完全摒弃了训读，只是在难读的地方附带了最低限度的注音而已，是通俗流畅的完完全全的口语体。松枝译本克服了平冈译本所有的缺点，标志着日本的《红楼梦》翻译达到了一个顶点，而此时距离《红楼梦》最初传入日本的1793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
泷平二郎创作的《红楼梦》木刻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