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鐺煮茶煎明月 古研揮毫蘸碧天
傅山与碑学研究
《傅山的世界》是白谦慎影响最广的著作，最早来自他的博士论文。他用13年才完成了关于傅山的研究，借由这位明末清初书法家进入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之中。史景迁对这篇论文评价很高，认为它比一般的艺术史著作历史感更强，也很扎实。白谦慎的导师班宗华则建议他多关注晚明。
1990年，班宗华和八大山人专家王方宇在美国合办了八大山人书画展，白谦慎写了一篇长文，讨论八大山人晚期的书法如何向碑学转化。后来，他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傅山更典型。
傅山是白谦慎研究碑学的窗口。傅山的一生，跨越晚明、清初两个历史时期，与17世纪所有和碑学萌芽有关的政治文化事件皆有密切关系。傅山既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狂草大师，又是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在白谦慎看来，傅山是奇人，兴趣广泛:写连绵狂草、作草篆、刻印、玩异体字、访碑、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攻隶书、留心章草。
“他字写得很好，但不是我最喜欢的。傅山的很多做法我不见得欣赏。他的形象被夸张和发挥了，他有多面性，有时也写得很规矩、清秀。”
傅山在《训子帖》中提出“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直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
白谦慎认为，不需要刻意夸大傅山的一些观点。“他是针对赵孟頫说的，跟政治倾向有一定关系，但因人而异。很多书法家在大的政治变动之际，并没有改变风格，很少有人改变风格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这都是今天的艺术史家编出来的。傅山晚年也说，赵孟頫写得挺好。”
遗民的处境，使傅山对颜真卿的书法极为推崇。白谦慎认为，除了与颜真卿的忠臣操守有关之外，也因为颜真卿的书法是一座桥梁，连接帖学传统和这一传统之外的书法资源。傅山认为颜真卿的书法有“支离”特质，他在评价颜真卿晚年书法时拈出“支离神迈”，认为杰出的书法必须根植于篆隶。颜真卿代表的是支离、率直，赵孟頫则体现了巧、媚。
《傅山的世界》中也讲到，傅山在猛参将和学童这种非专业人士那里发现了“天趣”，他尝试模仿这种朴拙之气，最后还是作罢。白谦慎因此怀疑，当傅山激赏学童和猛参将这些“不善书者”的无技法基础但饶有趣味的书写时，是否会将中国书法引入某种困窘之境。
白谦慎也在书中写道，“碑学对中国近现代书法的重要贡献,就是把书法家们取法的对象从传统的名家谱系的作品扩大到几乎所有的古代文字遗迹。”
娟娟发屋
何为经典
“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书写的很多东西最后都变成了我们认为的作品，用作品定义中国古代的书法是不太恰当的，这是西方的观点。比如信札、药方、笔记，大量的这种日常书写，我们今天都把它当作书法来看，有时也会有问题。”在广州方所“中国的世界”讲座上，白谦慎这样说。他将这个问题写成了另一本著作《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
在《傅山的世界》中，白谦慎论及权威的式微可能带来的影响之一，是书法家开始转向名家谱系(以二王为中心)之外的资源，比如出自古代无名氏之手的金石文字。而傅山关于书法丑拙、天趣等观点也为《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埋下了伏笔。
“与古为徒”是吴昌硕为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题写的一块匾，“娟娟发屋”是白谦慎2001年在重庆旅游时看到的一个理发店招牌。最近几年，白谦慎一直在内地寻访拍摄各种使用文字的实况，收集同时代人的书写。
他在书中这样描述“娟娟发屋”带来的视觉体验:“这一切都来得如此自然，没有丝毫造作。这块招牌没有金框，没有署款，没有印章，既简单又土气，但不失质朴的意趣。至于其介于美术字和毛笔书法之间、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的诸种特点，又为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白谦慎认为，《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涉及碑学以来中国书法面临的悖论，它提出的问题是书法的根本问题——什么是书法，我们怎么定义书法，书法的经典是怎么形成的，20世纪之后书法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他在书中虚构了一个王小二的故事。王小二本是进城打工的农民，随手为面馆写的招牌，一位书法家发现其中的稚拙之气，因而被介绍进入书法家协会，其字被炒作成当代艺术作品，一炮而红。当更多像王小二一样的普通人试图涌入书法家协会时，书法家才发现自己陷入窘境，只能以技法为门槛挡住普通人。
在白谦慎看来，“娟娟发屋”和王小二最后是否能进博物馆，还要交由时间判断。但他想指出的问题是，按照碑学逻辑，当代不断有民间书写出现，我们为什么对这种书写弃之不顾?
近十多年来，白谦慎一直在研究晚清士大夫文化，主要围绕画家吴湖帆的祖父、晚清官员吴大澂来观察中国文人文化在晚清的状况。书法活动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在中国的官场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入场券。考科举要练书法，考上科举了，想当一个外放的官也要练书法。也不必做过度功利性的解释。曾国藩和翁同龢在早就不需要考官之后还是每天练字，至少可以说，步入20世纪前，书法是中国最主要的艺术爱好，官员们在这方面花了相当多精力，包括像李鸿章，为了给哥哥写一个牌匾，要练十几天才写。”
白谦慎认为，在传统中国，书法一直维系着政治集团的凝聚力。“到了20世纪，政治精英整体性地退出书法，书法不再是精英的艺术，这对中国书法史来讲才是根本性的改变。”
